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与农民权益问题
（夏永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
中国的农民权益问题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令人愁肠百结而欲得其解。为什么农民不能与城 镇居民处于平等地位？为什么农民的权益一直得不到尊重和保证？对于这些问题，只有放在 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才能找到答案。
一、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
二元结构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等人提出，用来提示发展中国家的工农城 乡之间对立及其运动过程的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通常是由落后的农 业和先进的工业两大部门组成，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由此形成二元经济。由于工业主 要分布在城市，农业分布在乡村。因此，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差距也就同时表现为城市与乡村 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工农城乡之间的对立运动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工业和城市始终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农业和乡村则处于被支配和依附的地位。其 后的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则指出了刘易斯理论中的片面性，认为农业与农村由于向 工业和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因而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和依附地位，而是对工业和城市也有一定 的制约作用，双方必须协调发展。
二元结构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此前一些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过程单纯看作数 量扩张的缺陷，而是引入了结构变量，重在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动规律 。这一理论是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同 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特别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为了解决工 业化过程中由于城乡差别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把全体 社会成员划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两大类，将其职业和居住、生活空间固定化，二者之间 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又形成了只有中国等个别国家独有的二元社会结构。中国的农 业、农民和农村都是在这种二元社会结构的大背景下生存和发展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生产力基础和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和获得的，而是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的经济 和社会基础上进行和获得的。根据统计，到1949年，中国的工业固定资产仅有100多亿元， 工业年净产值也仅有45亿元，在国民收入中只占12.6％。在全社会劳动者中，工业职工也只 占2%左右。国民经济的其他部分，基本由小生产者的农业组成。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工业取得了比农业更快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45倍，农业总产值仅增长了48.5%。 到1952年时，农业等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到50.5%，工业等第二产业上升 到20.9%，第三产业上升到28.6%。从1953年的“一五”计划开始， 我国实行以“一化三改 ”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化”即实现国家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三 改”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私有制变为公有制。过渡时 期原计划需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即到1967年完成。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左”倾思 想影响，“三改”进度快于“一化”进度，到1956年时，“三改”任务完成，并宣告过渡时 期结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一化”的进程同样由于经济建设工作中“左”倾指导 思想的影响，频频失误，步履艰难，直到1970年，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才稳定地超过农业，工 农业净产值之比由1949年的15.5:84.5变为50.5:49.5，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半工业化社会的 转变，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外资的进入等因素，我国工 业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时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导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 重急剧下降，到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239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14883亿元，占1 4.53%，第二产业为52982亿元，占51.74%，第三产业为34533亿元，占33.73%。可见，我国 的工业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比例是依据当时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工农 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因而就人为降低了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与贡献，相反，却夸大了工 业等产业的比重与贡献。据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回忆，还在50年代中期价格剪刀差刚刚 形成时，毛泽东就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他不相信5亿多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仅限于200亿公斤 左右的公粮，因为按征购价格计算，它只相当于国家每年贷给农民的款额，后来，经过国家 计委和统计局的种种试算，估计农业的贡献远远超过200亿斤左右的公粮孙冶方：《 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307页。。正因为 如此，加上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被限制在农业和农村，因此直到80年代甚至目前，有些人 仍然认为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十亿人口，八亿人搞饭吃”就是对这种情况的生动描述。
从表面上看，50年来中国经济的变动似乎是合乎规律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都要 走的必由之路。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对工农城乡关系处理的严重失误。在发 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农业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小，但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现代化 水平却有了很大提高,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是协调发展的，而在中国，在农业比重缩小的背 后，却是农业的落后，直到今天，中国的许多非农产业可与世界先进水平媲美，并不逊色， 但是农业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农业与非农产 业现代化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强化。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但却又不同于刘易斯 等人所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对立与差距，它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就是通过户口对社 会成员身份的划分、凝固与各种社会待遇的差异的规定。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 的工业化过程，为了满足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由于城乡差距的作用大批农村劳动力 进入城市，1949－1957年，城镇人口由5767万人急增到9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0 .6%上升到15.4%，由此导致农产品供应趋紧，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也严重不足，产生了 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所指出的由于农业剩余产品太少而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问题。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1954年，中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便稳定和保证粮、棉油等主 要农产品的供应。在这个措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情况下，1958年元月，国家颁布和实施了 《户口登记条件》，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两大类，这两种户口并不仅 仅是指人口居住地点及从事职业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指他们在就业、收入、购物、住房、医 疗、教育及其他社会福利方面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城市户口在这些方面拥有农村户口所不能 比拟的优惠待遇，它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对工农城乡差别的认可、肯定和维护。在《谈农民 的不平等地位》一文中《社会》1988年第9期。，舟莲村先生以大量事实， 揭示了几十年来我国农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低城镇居民一等的不平等地位，读 后令人感到无可辩驳，只要稍有一点良心与正义感的人，其心灵都会受到很大的震颤。直到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强化。在这种社会结构 下，“农转非”就成了当时一些农村人口脱离贫困的唯一途径，也成了当时一些领导干部以 权谋私和搞腐败的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向当时的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要逐步清除，而不是继续强化“城乡分治，一国两策”，而胡耀邦则 答曰：“君言诚有理，从长计议之”《读书》2000年第7期，第155页。。9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中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大量职工下岗而无法再就业，同时又缺乏 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生活水平下降，而且随着城市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的深 入，长期附在城市户口上的种种福利待遇逐渐被剥除，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才开始下降。在这 种背景下，许多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才开始酝酿对这种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在深圳、苏 州等城市，试行蓝印户口，为那些确已在城市中找到工作，有收入，有住房的人口办理暂住 户口，待条件进一步成熟，可转为正式户口。2000年，深圳甚至在本市流动人口中，选出几 名人大代表，为他们提供参与本市政治生活的机会与权利。全国其他许多城市都开始放松了 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在广东等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城市人口自愿流向农村的现象。 在2000年第5期的《读书》杂志上，陆学艺先生撰文，深刻剖析了这种“一国两策，城乡分 治”社会结构的弊病，呼吁对其进行改革。在2000年7月，中央做出了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决 定，放松了农村人口流向城镇的限制。民政部长多吉才让据此提出，今后我国每年计划新增 20个市，加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步伐。这说明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户籍制度坚冰已 经开始被打破和融化。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坚冰，亦非一日可以融化。在北 京、成都等大中城市，近年也曾出现了为了解决本市人口就业而把民工强行驱赶出市的做法 ，由于民工在城市从事的都是卖菜、卫生、建筑、修理、家庭服务等脏苦累的活，而且收入 很低，因此，当他们被驱赶出市，腾出就业岗位后，城市下岗者却不屑一顾，他们宁肯继续 呆在家中，也不愿为了多挣一二百元去干这些活。在2000年春节期间，北京市送牛奶民工返 家过年，竟然造成北京市无人送奶，居民无奶喝的困境。可见， 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化解的 曙光才刚刚显现，离其完全融解的艳阳天，还需假以时日。
二、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农民权益问题
正是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农民社会地位的低下及各方面权益的被严重损害。按照马克 思主义学说，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弊端与缺陷，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任 务之一就是消灭这些差别。具体到中国而言，到新中国成立时，固然有从旧中国带来的工农 城乡差别，但那是有限的，中国目前的工农城乡差别，主要是在过去50年间由于国家在处理 工农城乡关系上失误和政策偏差形成的，并且在不断扩大，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看，1957 年城镇居民为235元，农民为73元，二者之比为3.22:1，1978年，二者收入之比为2.37:1，1 985年为1.72:1，1990年为2.2:1，1995年为2.71:1，1999年为2.64:1，2000年为2.79:1，20 01年为2.90:1，2002年为3.11:1。可见，工农城乡收入差距除过80年代初期由于农村改革的 实惠而有所缩小外，其余年份都居高不下，特别是90年代以来，重新趋向扩大。需要说明 的是，这些比例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计算的，而事实上，这些统计资料有一定程度 的失真。总的来看，城镇居民实际收入要大于统计收入，因为其中有许多第二职业收入没有 统计进去，根据保守的估计，这些收入要占到总收入的30－50％。而农民的实际收入往往低 于统计收入，其原因在于乡镇干部甚至更高层次的地方政府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为了 把农民负担控制在中央所要求的上年纯收入的5％以内，往往就把虚报农民收入作为一个重 要手段。根据一些典型调查，虚报收入占到统计收入的40％多。河北省赞皇县黄北坪乡上马 峪村94户村民因此状告乡政府，1996年，该村上报乡政府人均纯收入为276元，而乡政府统 计的却为537元，1997年村上报为530元，而乡统计为961元，1998年该村旱得几乎绝收，而 乡统计却为1104元，县里进一步调整为1304元，县乡政府据此决定农民负担的上限5％的绝 对额。由此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我们的收入谁说了算！《文摘报》2000年1月9日 。 而且，在农民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是实物收入，就连地头的一颗树，每长一年， 也要被计算增加收入多少元，真正的现金收入，仅占一小部分。在现金收入中，也不能全部 用于生活支出，还有相当一部分要用来年生产投入，如购买化肥、农药等，约占总收入的1/ 3左右。
与收入差距相对照的还有负担差距，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其收入可以全部转化为可支配收入 ，用于自己的消费支出，而对于农民而言，其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还要用于负担乡村的“三 提五统”，“三提”即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即乡统筹，包括教 育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和道路等基本建设费。此外还要负担“两工”，即 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从量上看，尽管中央要求这些负担不要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 并且基本稳定在1997年的水平，但是由于基层干部通过夸大农民收入以增大分母，缩小负担 以减少分子等做法，使得农民负担远远超过了5％，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30－50％以上。据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7月16日刊载的一封江苏读者“信都”来信称，他本人是机关干部 ，常写调查报告和领导讲话，每每都写减轻农民负担取得明显成效，但亲自回农村老家一趟 之后，发现情况出入很大。以其家为例，父母二人计入负担监督卡的各种负担为206.2元， 而另外没有计入的道路集资和以资代劳费则达160元，而其父母均已超过了承担积累工和义 务工的年龄。从性质上看，“三提五统”这些农民负担中，有许多属地方或全国的公共产品 、半公共产品，如教育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这些费用理应由上级财政负 担，并且在城市中，这些费用也确实由财政负担，而不是由城镇居民负担，但在农村，却要 由农民负担。
可见，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收入统计中的误差以及社会负担的差距，则双方的可支配收 入、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还要更大。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 。
对于上述城乡收入和生活差距的现实，人们都能确切感受到，然而需要深思的是，为什 么50年来我国的工农城乡差距并没有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期或期望的那样趋于缩小， 而是不断扩大或凝固化。我们认为，这是上述在工业化过程中依靠剥夺农业来发展工业以及 由于国家政治权力在城乡居民间配置不公所导致的国家政策不公等多重机制造成的。
早在50年代初期，当“一五”计划刚刚拉开序幕，工农城乡差距扩大渐露端倪时，著名 的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即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请党和国家重视和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的 发言中，所用“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的说法固然失于激烈，但是所反映的却是不争的 事实。可惜的是，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并不同意和接受梁漱溟的这种批评和建 议，将其定性为反动思想，认为他没有资格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代表地主阶 级，是帮地主阶级的忙的。他认为梁漱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高明，是班门弄斧， 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尽管毛泽东认为他对于梁漱溟的这种批判是拒谏而不是饰非，但是其 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讳疾忌医，才使得其后的工农城乡差距迅速扩大并维 持。当这种差距导致农民流向城市时，国家便用城市和农村户口的划分，通过行政手段和法 律手段来肯定、维持、固化这种差距。从此，一纸户口差别便把全体公民分为高低贵贱，占 人口80％的农民便因为这一纸农村户口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与尊严，与城镇居民在各方面的待 遇恍若天壤。中国的这种户口制度是极不合理的，目前全世界实行这种户口制度的仅有中国 和朝鲜两个国家。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第一次革命和改革建立起来的，在第一次革命中，农民 是主力军，在改革中，农民是先锋队，他们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 农民在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地位和待遇，与之极不相称。每当看到陕北的老红军在解放几十年 后依然在甩着皮鞭牧羊，晚上就蜷缩在破窑洞中难求温饱的报道时，每当看到湖北红安这个 出过两位国家主席、223位将军，在第一次革命中有14万人为之捐躯的著名县里的人们解放 后几十年中依然缺衣少穿的时候，每一位有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凄然。周恩来总理当年曾 为之落泪和自责，韩先楚将军当年曾为之动情并倾力相助。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国 家曾对这些老区和落后地区的人民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照顾，但是，这些都只能是杯水车薪 ，扬汤止沸，只要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只要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剥夺不停 止，那么农民就很难取得一个平等的地位，摆脱不了受贫困的命运。80年代初，当《高山下 的花环》在全国上演时，曾在全国亿万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城镇居民也为之一捧热 泪。梁三喜一家的命运，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但人们之所以感动和同情，主要是因为梁三 喜是烈士，梁大娘是赵蒙生的救命恩人，而很少有人把它置于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广阔社 会背景中去考虑，很少有人把梁三喜一家当作农民来同情。实际上，造成梁三喜一家命运的 原因很简单，无非是一纸农村户口。
在今天，当我们分析和提出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的地位问题时，并不是要求国家对农民在第 一次革命和改革中所做出的贡献给予报答，如果那样，我们就没有逃出“打天下，坐天下” 的封建窠臼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分赃制，那样农民也就始终摆脱不了受剥夺和贫困的命运 ；我们也不是在苛求城镇居民对农民进行恩赐和施舍，因为矫正原有的工农城乡差距不过是 在恢复农民应有的权利与利益，并不存在对城镇居民利益的侵犯；我们更不象西方的启蒙学 者的“天赋人权”理论那样，从上帝那儿去寻找工农平等的依据，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个虚 无缥缈的偶象与遁词。我们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从国家的根本大法及长治久安来提出 这个问题。在我国的宪法中，也响亮地提出了“人人平等”的口号，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 是，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不是由上帝赋予的，而是由其自身性质决定的。同是炎黄子孙，同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应该完全平等。二元社会结构无 论如何是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并非具有必然性，改革应该打破 这种二元社会结构，而不是使其进一步强化。
但是，农民的这些经济上的不平等，其实只是一种结果，它的根源却在于政治上的不平 等--农民对于国家的决策没有什么权力，他们没有城镇居民所具有的那些参政、议政甚至 执政的机会与场合。在我国各级各类权力机构中，例如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中，农民代表 极少，与他们在总人口和党员中所占的比重极不协调。即使有几个，也仅仅是作为劳动模范 ，而很少有参政的能力并代表农民的利益。在政府机构中，农民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政府机 构中有一些人虽然出身农村，或者以前干脆就是农民，但是他们一旦进入城市和政府机构， 身份地位就发生了变化，由农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已经城市化了，与农民不再处于同一利 益主体。在这种权力配置格局下，农民对于国家各种活动的决策，很难有什么影响和发言权 。加以农民所具有的分散性、怯懦性等特点，决定了他们只能期待其他利益主体和决策者对 自己进行一些照顾。据一些知情的人透露，在国家通过议案和决策时，唯有提高农产品价格 的阻力最大，总有许多人以种种理由反对。在人们分析过去农业落后的原因和发展农业的策 略时，问题回避价格剪刀差和国家投入少这些要害因素，而在其他问题上纠缠不休，并把责 任推向农民。所以，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应该改变国家决策权力在工农城乡之间配置 不公的状况，增加农民的参政、议政、监督机会和权利。
对于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这一问题，有许多人把它归咎于农村人多地少，农民年劳动时 间太少，劳动生产率低，所谓农民每年“三个月种田，九个月赌钱”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 黑色幽默式的表述。这种指责并没有多少道理，在国家实行假日制度改革后，目前我国各种 节假日也达120天左右，正在酝酿的带薪休假制度一旦实施，还将增加十多天假期，在学校 ，假期更达170天左右。即便这种指责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农民作为全民的一员，为什么 没有资格到非农产业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参与就业竞争，换言之，所谓归包括农民在内 的全民所有的经济资源，为什么不能在全社会平等配置，为什么不能在全社会成员的公正竞 争中实现与劳动力的结合。这样，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被剥夺了在非农产业中就 业的资格与权利，他们被限制在农村狭小的天地中，只能同远远不能充分发挥其劳动潜能的 少量耕地等资源结合，就被认为实现了就业。在我国每年公布的失业人口、失业率中，并不 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包括在内。因此，并不是农民懒，不愿劳动，而是社会没有向他们提供足 够的实现其劳动能力的就业岗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广大农民仍然被束缚在狭小的土地 上，农民增收的余地必然是有限的。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权益的被尊重和保护，有赖于二元社会结构的被打破 。令人欣慰的是，在十届人大组成的新一届政府中，解决“三农”问题被放到了一切工作“ 重中之重”的地位。由此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与魄力。还在本文写作过 程中，2003年5月1日，江苏省实行了取消城乡户口划分的重大行动，关闭了45年之久的城市 大门终于向农民打开。我们希望这种二元社会结构早日成为历史，让广大农民享有与城镇居 民平等的权利、地位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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