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专供搜狐财经稿件 请勿转载）
1897年6月，津芦铁路延伸到马家堡，距天安门还有10公里。这10公里的距离，就是大清国当时所能承受的改革的最大限度
大清国提速了。
骑着毛驴上北京的历史终于结束。1897年6月，永定门外马家堡，迎来了第一声响亮的汽笛，古老的北京城通上了火车，尽管只是通到郊区。由此到丰台，再到卢沟桥，折而向东，沿着运河西岸，铁路直达天津。200多华里的路，原本要2到3天的行程，如今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走完。
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曾经宽慰那位因骑驴上北京而极为郁闷的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希望你一直担任女王陛下的公使，直到能乘着火车离开。”（参阅本专栏《骑着毛驴上北京》）
现在，毛驴终于可以下岗了，而威妥玛却早在15年前（1882年）就已经离任——当然，他依然是骑着毛驴离开的。
此前为中国发展之缓慢而跌破眼镜的西方观察者们，谁也没想到，今后将为中国发展之超速而再度跌破眼镜。
大清国的突然提速，是因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在与“小日本”的甲午战争中，“大中国”居然全线溃败，并且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数额最大的赔款和割地记录。这对于极爱面子的中国人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痛定思痛，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浪潮罕见地席卷全国。光绪皇帝说：“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
战败的原因，除了被归结到制度等“形而上”的层面之外，铁路等“形而下”的因素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与日本人跨越大洋的漫长补给线相比较，大清国的关东铁路（天津-山海关-吉林）本可以在战时发挥巨大作用。但是，这条铁路却只从天津修到了山海关，李鸿章期望中的“外助海军相辅之需，内备徵兵入卫之用”并未能实现。为了先保障关东铁路的修建，张之洞曾同意将他下辖的芦汉铁路（芦沟桥-汉口，即京汉铁路）搁置（参阅本专栏《张之洞“入瓮”》），如今他疾呼道：“使铁路早成，何至如此！”朝廷上下普遍认为，如果铁路建设能更完善，战争的结局或许未必如此。
在这样的共识之下，反对铁路建设的人只能夹紧尾巴、闭上嘴巴——其实，他们并不反对铁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拿铁路说事而已（详见本专栏《慈禧为铁路“代言”》）。铁路被迅速摆上了中央“力行新政”的六大措施之首，李鸿章提出“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
此前被政争的口水淹没了的津通铁路（天津-通州），再度被李鸿章提上议事日程。但这次他学乖了，不再坚持把铁路修到通州，以免被人指责 “资敌”——在刚刚过去的甲午战争中，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忙得焦头烂额的李鸿章，甚至被政敌在背后“莫须有”地指控为通敌的“汉奸”，令他心寒（详见雪珥著作《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在新的建议中，李鸿章提出，铁路的终点可改到芦沟桥，以便与已经批准立项并开始前期建设的芦汉铁路衔接。如此改动之后，铁路很长一段将不与运河并行，能减少对航运业的冲击，缓解数万船工失业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而且，与芦汉铁路对接，在国家大战略布局上无懈可击，这无疑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
建议很快地被批复。1895年12月6日，中央同意修建津芦铁路（天津-芦沟桥，即日后的京津铁路），正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的顺天府尹胡燏棻，被任命为铁路督办大臣，他的军职则由袁世凯取代。
时年55岁的胡燏棻祖籍浙江杭州，自幼随父定居淮安，34岁那年（1874)考中进士后，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成为李鸿章智囊。在李的大力提携下，担任了天津兵备道、广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甲午战争中，他受命负责后勤补给，痛感交通落后对战事的不利影响，上书鼓吹多修铁路，提出“修铁路，造钞币、制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设学堂”等10项新政措施，成为朝野瞩目的“改革能手”。
津芦铁路迅速成为大清国全面提速的试点。英国人金达（Claude W. Kinder）继续出任总工程师，詹天佑出任驻段工程师，并破天荒地通过借债，引进了高达40万镑的英国资本，保障了铁路的顺利推进。
一年后（1896年），津芦铁路建成通车，并延伸到丰台。63岁的恭亲王奕䜣前往天津，从北京城到丰台走了一整天，而从丰台到天津仅用了3小时，这切身体会，令他大为感慨。
此前13年间（从1881年至1894年），大清国共修铁路300多公里，平均每年20多公里。而津芦铁路从立项到通车至永定门外马家堡，仅用时一年半，年平均通车里程达到了之前6倍以上。而到1909年，邮传部统计全国铁路“通车者逾万里”，如果按照5000公里计算，从1881年到1909年的28年间，年均通车178公里。
1897年6月，津芦铁路延伸到马家堡，距天安门还有10公里。这10公里的距离，就是大清国当时所能承受的改革的最大限度。这一限度，4年后在八国联军的刺刀底下被打破，津芦铁路最终修到了距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天安门都是零距离的正阳门外；而大清皇帝和太后，也在流亡途中，宣告了将进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
在内忧外患下，大清国再度提速——或者说是“被”提速。路通了，车也开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安全抵达。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十六。）
雪珥的其他专栏文章：
雪珥：紫禁城的鼾声（“帝国出轨”系列之十三）
独家声明：搜狐财经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违者必究。确需使用稿件或更多资料，请与我们联系获得授权，注明版权信息方可转载。联系我们可致电010-62726687。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