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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瞌睡虫”们的势力毕竟是强大的，当李鸿章等人小心翼翼地全速前进时，言官们在铁路问题上发难，令李鸿章的全盘计划险被打乱
当大清国的高级干部们，为是否修铁路、以及修哪条铁路而争得面红耳赤时，不远处的东瀛，有一个人正向西眺望，暗自发笑。
此人就是日本刚刚卸任的内阁第一任总理伊藤博文。
这位正值47岁的著名政治家，在3年前（1885年），就已经自信地向那些担心中国崛起的国民们发出预言：“（中国现在）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他似乎已经听到了从紫禁城里传来的甜美鼾声……
1884年12月，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日本支持下的朝鲜“开化党”，武装夺取亲华势力的权力，并邀请日军入住朝鲜王宫。中国驻朝鲜代表袁世凯果断回击，出兵攻击叛军及占据王宫的日军，大获全胜。
数月后，当时担任日本政府参议兼宫内卿的伊藤博文，奉命出使天津，与李鸿章进行谈判，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签约之后，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此时，日本朝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令其军力迅速增强，应该趁现在中国对法战争失败，积极向朝鲜扩张。
伊藤博文告诫国人不必担心，因为在中国有一支最好的“第五纵队”——那些光说不练、甚至胡说八道的“言官”。伊藤说：“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
伊藤看到了中国的大势，李鸿章也同样看到了日本的大势，但他只能多干，不能多说。在秘密报告中，李鸿章告诫中央：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至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伊藤博文的预言，在时限内并未实现：大清国没有“睡觉”，而是精神百倍地推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扩军强兵为支点，突飞猛进。但是，“职业瞌睡虫”们的势力毕竟是强大的，当李鸿章等人小心翼翼地全速前进时，他们在铁路问题上发难，令李鸿章的全盘计划险被打乱。
基于国防目的的战略铁路“津通线”被否决，甚至连铁路建设本身也差点被喊停，李鸿章自然是十分郁闷的。张之洞的横插一杠，虽然成功地将争论的焦点从“是否修建铁路”转移到了“修建哪一条铁路”上，李鸿章也勉强同意了张之洞修建芦（卢沟桥）汉（汉口）铁路的主张，但这毕竟是横跨中国南北的大动脉，路线漫长，预算庞大，遥遥无期，将占用大量极为宝贵的资源。最为痛苦的是：留给大清国和平发展、积极备战的时间并不多了。
威胁同时来自北方的俄国熊和东方的日本狼。
1880年，俄国与日本遥相呼应，默契配合，在新疆与琉球两个方向对中国同时发难，这也引发了中国国内“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在痛苦的权衡之后，大清政府最后选择了保卫新疆，放弃琉球（详见雪珥改革史新著《绝版恭亲王》“西域狂沙东海浪”）。
如今，俄、日两国继续加紧了在大清东北和朝鲜的渗透，俄国甚至已经开始筹划一项巨大的工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加强其在远东的战略能力。
沙俄的劲敌英国，敏锐地看到：中俄之间，谁能首先在东北亚地区建立铁路网，谁就能掌握战略的主动。
李鸿章也看到了这一点，但在大清特色的官场显规则和潜规则下，他只能以“试点”的方式，请求修建“津通铁路”，试图从那些总是慷慨激昂但绝对袖手旁观的“言官”眼皮底下，摸着石头过河，将铁路逐渐修过山海关、通向广袤的满洲大地那即将不再宁静的未来战场。
张之洞当然是个明白人。中央确定了张之洞调任湖光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共同修建芦汉铁路后，李张之间立即展开密集的讨论。张之洞本来建议将芦汉铁路分为四段进行，与李鸿章讨论后，同意从直隶和湖北两头同时推进，先修建卢沟桥至正定、汉口至信阳两段。他在回复李鸿章的信中说，芦汉铁路的建设顺序应该是：“积款、采铁、炼铁、教工四事为先，而勘路开工次之。”并主张不借洋债、不买洋轨，所有投资都由国库承担。这令深知家底的李鸿章大为恐慌，他在写给其兄李翰章的信中指责张之洞“抑扬铺张，欲结邸欢，即准拨部款，恐难交卷，终要泄底，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也。”
这回，老李看走眼了。张之洞虽然的确是个“大嘴巴”，却并非“无实”。在李鸿章向他交底，并提出必须先行修建关东铁路以抵抗俄国、稳定东北后，他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光绪十六年三月初十）就回电，完全同意“关东路工紧要，移缓就急，卢汉之路可徐办”，并且表态将“专意筹办煤、铁、炼钢、造轨，以供东工（关东铁路）之用。”
不少人认为张之洞在经济建设方面，是个迂腐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张之洞在大局判断上，与李鸿章毫无二致。
在改革者们的协力下，中央有关“整顿朝鲜事宜”的战略步骤次第展开，与“精练水陆各军”同等重要的“东三省兴办铁路”也开始了。
翁同龢等人的鼾声刚刚响起，便在李鸿章、张之洞等的努力下，被压了下去。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大清国努力睁大双眼，抵抗着瞌睡的诱惑……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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