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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试验是社会试验，他意识到中国教育缺乏民主，集中反映在人民不能平等享受教育权，因此既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也要打通深沟竖垒的纵阶级，使人人受到平民教育
从1911年到2011年，中国经历了一个血雨腥风的世纪。回首既往，有一个值得当今每个人行事处世借鉴的维度，那就是“理性，或者偏激”。陶行知是百年来中国说明这一问题难得的案例。
陶行知55年的人生历程，几起几落，两度受当局通缉，逝世后又经历了从被颂扬至高峰再被批判30年然后平反的过程。跌宕起伏之间，个体的陶行知与群体的社会相互作用，理性的判断与激情的迸发相互激荡，偏激与包容相互冲撞。
1911年，在金陵大学学习的陶行知开始信仰孙中山，主张民主共和。1911年下半年新学期开学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沿江各地响应尤其热烈，陶行知回到徽州，任初成立的府议会秘书半年，其间参与了余德民等人在屯溪阳湖余家庄的武装起义，并在华山岭进行了一次枪战，虽然吓跑了休宁县知事刘风绥，却被富户们拥立的夏慎大攫取了县政权。
起义失败，让陶行知体验到新建立政权的孱弱，新建民国犹如聚沙成塔，存在着种种严重缺陷，单纯武装斗争的结果，只能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国家最为根本的途径是教育而非军事，惟有教育才能改变人心，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从此，他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选择了理性。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致罗素院长的信中明言：“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陶行知回国后，通过行动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以调查为基本依据，以试验为根本方法，充分利用试验主义作为立新破旧的工具。他所倡导的试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缺少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精神。它能开创新局面，也会遇到大阻力。
他认为，注重试验的教学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养成学生独立思想的能力”，试验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会试验的教育家和会试验的国民。而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恰恰希望培养听话的国民和善于颂圣的伪知识阶级。方法的不同，直接导致内容和结果的差异甚至对立，这为陶行知后来人生的起伏埋下了伏笔。
陶行知的试验是社会试验，他意识到中国教育缺乏民主，集中反映在人民不能平等享受教育权，因此既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也要打通深沟竖垒的纵阶级，使人人受到平民教育。
1923年，陶行知拿出全副精力推行平民教育，却在他的家乡遭到督军马少甫（联甲）怀疑，将平民教育当作“过激党”的行为；另一方面，当时被称为“过激党”的成员，不顾大多数人对平民教育给予肯定的评价，却对此做出了批判，著名的有：“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更要紧么？……现制度若不经过一番彻底的翻砂功夫，平民教育么？我恐怕还不是像汉口今天这样只留下几张纸招牌，做个聋子的耳朵，徒为装饰哩！即令有效，也不过是多使平民认识得几个字，因而多使平民添得几分烦恼苦病而已！”这两方面的偏激都显而易见。依照这种认识只能造就“政治狂”，后来的历史失误正说明，要求数万万同胞全都来参加政治运动，原本就是很危险的，80%的文盲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负，办平民教育又何错之有？
陶行知所办晓庄学校中有多种党派，曲折的经历使陶氏在政治上显得十分成熟又不外露，进步而又不过激，态度鲜明又很宽容，不把自己的态度强加于人，又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在学校中，陶作为无党派，对多党多派兼收并容。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这种人最易遭到攻击和误会。他的理性包容的行事方式首次遇到最激烈的批判，就来自他的那些年轻气盛的激进学生。他们说陶行知是改良主义，并要陶行知由包容转向激进，陶行知告诉他们：“你们是园中的菜，我是篱笆，把篱笆拆了牛就会进来吃菜。”这个比喻十分生动地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他坚定地保持晓庄各派共存，造成大同与大不同并在，人人都能各得其所，显现各人本来之美的“人园”定位。
然而，这一定位在外部社会依然是专制的大环境中是难以持久的。晓庄的社会改造和试验，自一产生就冒着风险。而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其所奉行的自由主义试验与当时政府强力推行的“党化教育”针锋相对。1928年2月，晓庄招进第三期学生郭凤韶、叶刚、刘焕宗（即刘季平）等30余人，他们中，有的曾在家乡进行反土豪恶霸斗争，有的曾在原校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被学校开除。他们来到晓庄，受到包容大度的陶校长和全体师生的欢迎。但是，也正是他们的激进行为与政府的直接冲突，导致后来晓庄被武装封闭，校长陶行知遭通缉，晓庄学生中14名共产党员被杀。
1927年3月6日晚，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钮永建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龙有一场著名的对话。其中吴问陈：“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独秀笑吴太迂。吴问陈独秀：“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毫不迟疑回答：‘二十年’。”吴稚晖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这是吴稚晖、蔡元培提出清党的前奏。而陶行知则用另一种方式回应这次对话，提出开辟一片实验区，供抱有各种主义的人实验的提案。他回应吴稚晖说：“中国政治是不是这样演进，他老人家这话是否正确，也非实验不可。”这项提案在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保护之下，不仅提出，且由大会决议保留，保留意见为：“不在教育范围之内，留供内政部推行自治制之参考。”这个提案的命运，也是由当时的理性与专断偏激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陶行知的死，更多的是社会非理性的牺牲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阴云又起，陶行知主张实行民主宪政，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的斗争，在他一生的最后一百天中，到学校，进工厂，下机关，上广场，发表了一百多次演说，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社会恶势力的压迫与他的斗争热情相碰撞，普通生命所承担的负荷过度超重，1946年7月25日，终因劳累过度，刺激过深，健康过亏而与世长辞。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董必武、习仲勋在陶逝世时都给了极高评价。却不料四年之后，1951年引出新中国第一文化罪案——批判武训传，进而批判陶行知，陶行知又从峰巅一下子跌落低谷。这一批判，是又一次非理性的极致表现，客观上造成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处于没有思想、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状态。通过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达到使全国教育界进入更好地听从指示而不思想的状态，导致60余年来“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数十亿人的教育受到影响，其代价极其惨重！
长期以来，社会上形成一种偏激者获益、理性者受损的机制，消耗着社会迫切需要的理性、智慧和包容。为破解现实生活中的难题，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后人应该思索——人生的、社会的、教育的、政治的……从中获取对个人、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发展的启示，也能增添人生智慧。
（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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