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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的设计与《2030年的中国》在方向上是一致的。重大差别恐怕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尽头，国有股是否还要保持控股地位。《2030年的中国》说不，而国资委没有说。这个对未来远景的分歧不足以阻碍当前的行动。
二十年前，我是一个生产车间的负责人，管理三十多名工人。尽管我在任职初期也曾经对工人非常严厉，但是我极端反感别人批评“我的工人”，“说三道四”也不行，就算他们说的正是我想说的甚至是我已经说过的。我能够体会到、意识到自己对工人的感情如同“父爱”一般，而且觉得这种感情很正常，没有想过要改变什么。我还顺理成章地从心底里认为：批评他们（“孩子”）是我（“父亲”）专有的权利。
基于上述情感经历，我现在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情形：一个负责任的监管者对他长期监管的对象产生“父爱”般的感情。他监管同一对象的时间越长，他对监管对象的“父爱”就越深厚；长此以往，他总有一天会不假思索、条件反射般地反对任何人对监管对象的批评。过了二十年，我才能够跳出来看自己，才笑得出来。哈哈。当时我可是一丝不苟的。
国资委对《2030年的中国》的最初的态度，就让我想起我年轻时候不假思索、条件反射般的反应。现在我们知道，国资委在讨论中强调了“异议”，随后才流露出“共识”。
昨天，前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接受了记者采访。“这位国资委前掌门人也表示，现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需要深化改革，不是到此为止。”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2030年的中国》是一致的。他认为，“当前最急迫的问题是公司治理结构，如果没有规范的董事会，国有企业不可能持久，无论是总经理挂帅还是总书记挂帅，一个人说了算都得倒。”他选择公众公司化作为改善治理结构的办法。
按照国资委的设计，对于竞争性的国有大企业，改革方向是彻底的公众公司，通过体制和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最后使企业在体制上实现公众化。李荣融说：“有的上市公司我们控股比例很高，达到70%，可以不要那么高，但要一步一步降。”
这样看来，国资委的设计与《2030年的中国》在方向上是一致的。重大差别恐怕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尽头，国有股是否还要保持控股地位。《2030年的中国》说不，而国资委没有说。这个对未来远景的分歧不足以阻碍当前的行动。按照我们改革的经验，当前可以“求同”以达成共识，至于“存异”的部分，可以留给更聪明更有智慧的后人解决。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观点交锋：杜建国：“忠臣”李荣融的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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