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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有余之海路，时逾数月，地隔三洲”（李之奏折），最后使命未成，黯然回国。等待他和中国铁路的，只能是无尽的冷宫
李鸿章在英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尽管主人热情备至，又是
1896年8月，李鸿章出访欧美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宣告失败——英国坚决拒绝中国提高关税的要求。
无论是之前访问的俄国、德国、法国及荷兰等，对于李鸿章提出的修改关税，都给予了尚属积极的回应：一方面表示理解，说这是中国的主权所在，理所当然应该支持和配合，另一方面也表示为难，自己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十分小，一切都惟英国马首是瞻。
李鸿章十分清楚，占据了中国对外总贸易额的80%以上的英国，才是此次关税谈判的关键所在。
作为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一个市场，大清帝国同时也是世界最低的“关税盆地”。“值百抽五”（即5%）的超低关税，令大清帝国简直成为自由港。当自己还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时候，大清帝国还可以慷慨一把，但如今，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要支付高达2亿两白银的赔款及3000万两的“赎辽费”，大清国就再也潇洒不起来了。
更为关键的是，被甲午战争的惨败震醒过来的朝野上下，突然发现了一个富国强民的好榜样就在自己的身边，向日本学习、加快改革忽然成了主旋律，中央文件更是宣布了六项必须“力行”的“新政”，排在首位的就是修建铁路和开发矿山。李鸿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参阅本专栏《大清国大提速》）
一方面要为战败支付巨额赔款，另一方面要为下次不再战败而投入巨资，大清国本来就“清”得见底的财政，根本无力支撑，四处告贷之外，还必须到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关税就成了朝野的热望。
名义上，李鸿章此次出访欧美，主要是代表大清帝国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推进中俄之间以日本为共同敌人的“战略伙伴关系”，而访问德国、法国，为的是酬谢他们在逼迫日本归还已经割让的辽东半岛事宜上的“见义勇为”，其它国家则是顺带而过。
其实，关税谈判才是此次出访的关键所在。
大清帝国的关税，不仅是世界最低，而且还一律“照银计征”。问题是，白银对英镑的汇率不断走低。1858年在英法刺刀下确定关税税率时，一金镑可兑换白银三两，但此时，一金镑可兑换白银六两，30年内白银几乎贬值了一半——这就是所谓的“镑亏”，日后辛丑赔款也是吃了这个“镑亏”的大亏——这就意味着，大清帝国关税实际上只有2.5%，再度刷新世界最低记录。
大清帝国的关税税率，本是当年在列强武力下签订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也即所谓的“协定关税”。税率的任何修改，必须征得签约国的同意。毫无疑问，这是国家主权的沦丧。
甲午战争前，日本实行的也是同样的“协定关税”，但经过多方努力，日本成功地与英国完成了税则修改谈判，提升了税率。当然，这并非因为日本国力已经提升到了可以和大英帝国讨价还价的地步，而是在当时日益紧张的中日对峙中，英国最终抛弃了老朋友中国，选择了新朋友日本，因为他们相信，朝气蓬勃的日本才能抵挡住俄国南下的步伐，而这恰恰是英国在东亚的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所在。(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
8月8日，李鸿章到了英国之后，收到总理衙门紧急电报，要求“切实与英国商议增税事”。中央既定的方针，是希望关税能增加一倍，即“值百抽十”，实际上也只能补上镑亏而已，但对捉襟见肘的大清财政，无疑将是巨大的助力。
李鸿章与英国首相沙利斯伯利（Lord Salisbury）进行了闭门会谈。首相虽然承认关税的确过低，却设置了种种先决条件。先是说要咨询上海等地英国商会的意见，李鸿章立即反驳道：中日战争前，日英修约改税，英国政府也是乾纲独断，没听说要征询商会意见，为什么对待中国就不同呢？
首相说：当时的首相金伯利（Lord Kimberley）是“贸然应许”了日本人，结果引起在日英商的不满，到处投诉（“谤书盈匣”），金伯利自己也“深悔于心”。
首相又要求中国先行取消厘金（一种国内流转税）等，李鸿章承认厘金的确是一种“苛政”，不利于商业，但当下是救急之时，先停厘金而不加关税，则中国的财政状况将更为困难。
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解释了很久，甚至强调，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最符合英国的利益，中国如果财政破产了，对英国是极为不利的，希望“就此巨金，以筑铁路，以造铁舰，以铸各种机器，而永不忘英国玉成之德”。英国首相就是不松口，李鸿章最终失望而归。
英国媒体认为，中国增税，既在情理之中，就该玉成其事，这对英国来说本是举手之劳的事，而只要关税增加了，中国还能不尽快取消厘金吗？但英国官员眼光短浅，拒绝增税，导致中国反而无法取消厘金，这才是对英国商业利益的最大伤害，是两败俱伤，而非互利双赢。《泰晤士报》(The Times)一针见血指出：“关税乃骊龙颔下珠”，“固无怪中堂（李鸿章）之愁锁双眉矣”。
至此，李鸿章出访欧美的关键使命之一，彻底失败。
既然关税无法增加，那么无论是支付对日赔款，还是建设铁路，可走的道路只剩下两条：
一是引进外资，主要是以借贷的方式。但大清国信用度最高的关税、厘金、盐税等，多已经抵押殆尽，铁路外债就只能拿路权本身抵押，断臂求生，埋下隐患；
二是筹集商股，向民间开放路矿的投资建设权，但中国商业资本并不发达，所谓的“商股”最后演变为变相摊派，这些“民营”的铁路公司居然获得特殊的征税权，成为“二政府”，并且贪腐更为严重，最终引发保路运动及辛亥革命。（参阅雪珥新著《1911》）
李鸿章“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有余之海路，时逾数月，地隔三洲”（李之奏折），最后使命未成，黯然回国。等待他中国铁路的，只能是无尽的冷宫。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本文是“帝国出轨”系列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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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紫禁城的鼾声（“帝国出轨”系列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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