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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胸蓄大志的“赌王”出发了，并不光彩的生意却支撑着一个夺目的梦想，其所看中的赌注，就是这片大好的河山
35岁的干部刘学询下海了，而且经营的是赌博业——他中标投得了广东 “闱姓”（一种以科举中榜者姓氏为博彩方式）的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是1890年至1896年。
这多少令后世读史人有点疑问：作为一名通过艰难的公务员考试（“科举”）、获得了干部身份的读书人，怎么会突然弃官从商，而且投身的又是如此的“贱业”？
大清国通过正规的公务员考试而进入官场的干部下海，原因无非两点：一是穷疯了，二是官场不得志。
实际上，要在大清国实现个人财务独立，当公务员是最好的选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还指的是清廉的官员，如果自己手再长一点，那很容易就能跻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在大清国，权力毕竟是第一生产力，这绝不仅仅意味着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更意味着可以获得更为体面、更有尊严的生活。只要有“位子”，“房子、票子、女子”自然就轻易到手，至于“儿子”嘛，只要功能正常，即使广种薄收，也绝非难事。用刘学询老家的广东话说，“五子登科”简直就是“湿湿碎”了。所以，即使那些真正穷疯了的书生们，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不仅迅速脱贫，而且立马致富，下海扒分根本不可能进入考量的范围。
刘学询家其实不差钱。他的父亲刘述庭，曾经担任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在汉口的买办，属于第一批进入外企的大清金领，并且在李鸿章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参与极深。
令后世研究者极为痛苦的是，刘述庭与刘学询父子俩为人相当低调，留下的史料实在太过稀少。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光绪七年（1881年）时，时任船政大臣的黎兆棠（黎召民）倡议在英国设立一家中资轮船公司，推动大清国企轮船招商局进一步迈向世界。四年前，轮船招商局兼并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开创大清国企并吞外企的先河，全国上下人心振奋，最早做此兼并提议的太常寺卿陈兰彬（之后他出任了中国首任驻美公使）甚至将其上升到“中外大局一关键”的高度。（参阅雪珥专栏《华商为何不爱黄龙旗》）
规模大为扩张之后的招商局，先后开通了前往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檀香山、旧金山等国际航线。但在李鸿章看来，这毕竟仍是“小试其端，尚未厚集其力”。于是，中堂大人就将下一个圈圈划向了伦敦。他在奏折中说：“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相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则整顿尤为急务。迩者各国商船争赴中国，计每年进出口货价约银二万万两以外。洋商所逐什一之利，已不下数千万两，以十年计之，则数万万两。此皆中国之利，有往无来者也。故当商务未兴之前，各国原可闭关自治。逮风气大开，既不能拒之使不来，惟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暢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英国伦敦为通商第一都会，并无华商前往。黎兆棠志在匡时，久有创立公司之议，尽心提倡，力为其难。现既粗定规模，自当因势利导，期于必成。”
中央自然就立即批准，这家名为“肇兴”的海外中资企业立即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建。据说，黎兆棠最初邀请曾担任宝顺洋行（Dent & Co）买办的郑观应担任“出洋总办”，却遭到这位著名思想家的婉拒。郑观应在其所著《盛世危言》中透露，当时他并不认同黎兆棠等人大刀阔斧的高调作风，认为应该先了解国际市场、慎重起步，但没被采纳。于是，黎兆棠等“乃大张旗鼓，请刘述庭观察、梁鹤巢司马开办”，但似乎是应了郑观应的担忧，公司“不及三年已停闭矣”（《盛世危言》）。当然，这是郑观应的一家之言，完全可能是自抬身价的做派。值得注意的是，后世一些著名学者如郝延平，将这家“肇兴公司”的开办日期由光绪七年误为同治七年，前后差了十多年，学界以讹传讹，造成了一些混淆。
毫无疑问，刘述庭被选中出掌大清国这一家海外样板企业，其在琼记洋行的经验十分重要。从点滴的史料来看，此时，他在轮船招商局中也扮演着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或至少是值得高层倚重和信赖的“自己人”。在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少在伦敦“拜刘述庭,谈极久”，“刘述庭来,谈甚久”等。
倡议开设“肇兴公司”的黎兆棠，也非凡人。此人为广东顺德人，家境极贫，考中进士后历任礼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江西粮台、台湾道台、天津海关道台、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福建船政大臣、光禄寺卿等，十分能干，得到中央的赏识，据说慈禧太后还将干女儿许配予他。
刘述庭有黎兆棠、李鸿章这几座靠山，加上自己在洋行多年的经营，其儿子刘学询自然不可能为点小钱就弃官从商。刘家的家底是厚实的，刘学询经营“闱姓”的承包费就高达440万两，另加80万两的捐款（“报效银”），虽说赌博是暴利行业，但这种旱涝保“付”的成本，也是不小的负担和风险，没有殷实的家底，没有灵通的融资能力，根本不敢问津的。事实上，在赌博业的招标过程中，政府就发现过投标者拿着假的银行票据试图蒙混过关的案例。
那么，刘学询是否因为官场不得志而下海呢？
刘学询中举是在24岁（光绪五年，1879年），中进士则在7年后的31岁（1886年）。31岁进士及第，自然不算早，但也绝不算晚。唯一遗憾的是，他的名次有点靠后，三甲第183名，属于榜尾，自然进不了翰林院，只能进入后备干部的行列等待“分配”。
有的学者因此推测，刘学询不耐烦这漫长的等待而下海。其实，大清国的官场已经彻底市场化，只要有钱，几乎谁都能买官。刘学询这样的“正途”出身的干部，花不了多少银子就能“补缺”（任命实职），何况刘家银子也不少，更何况刘爸还有相当的高层关系。因此，基本可以排除他的“猴急”因素。
至于人际关系方面，虽然后来刘学询成为赌王之后的一些零星记载表明，他的个性还是比较张扬和坚韧的，但纵观他的一生，融洽的人际关系、优秀的公关能力，应该是他能不断逢凶化吉、在当赌王的同时还在官场内呼风唤雨的主要因素。因此，可以排除EQ（情商）问题。
IQ（智商）方面，进士刘学询虽然名列榜尾，但毕竟万里挑一、跃过龙门了的，其在老家广东素有文名，日后做成富豪后被人称为“刘三国”，在“富可敌国、妾可倾国”之前毕竟还有个“文可华国”，对他文才的认定，还是超过了捞钱、泡妞的。当世名人如慈禧太后、李鸿章、刚毅、张荫桓，乃至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无论敌友，对他的能力从来无人小觑，为友者固然大加赞赏，多方提携重用，为敌者也如临大敌，设法除之而后快。
其实，刘学询投身并不光彩的博彩事业，其目的只有一个：做一番大事。据说，他12岁的时候，就在家中挂出条幅：“不扫一室”，其意思是要“扫天下”。这种气概，甚至连同样“不扫一室”的孙中山也不能不佩服，孙在向刘借钱闹革命时，写信给刘说：革命成功后，就推刘上台，“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
一个胸蓄大志的“赌王”出发了，并不光彩的生意却支撑着一个夺目的梦想，其所看中的赌注，就是这片大好的河山。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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