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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葡因赌致富、因富而强、因强而狂妄，这深深刺激了大清。广东本土的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撰写文章大声疾呼，希望朝野重视这一问题
胸有大志的刘学询，下海经营赌博，并成为赌王（参阅《赌王试水博江山》），首先要归功于张之洞。
一贯高唱主旋律、俨然卫道士的张之洞，在1885年出人意料地唱了一曲极为另类的爱国歌曲：开赌，并且自己上台，做了庄家。
这位新任两广总督宣布，废除对“闱姓”赌博的禁令，并且实行公开招标。赌博搭台、军饷唱戏，把流失到澳门葡萄牙人手里的“利权”重新收回。
一切都是因为大清国太“差钱”了。前一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军费开支猛增，作为“支前”重点的广东，却甚至无钱发放军饷。急红了眼的张大帅，打上了赌博的主意。
毫无疑问，张之洞开赌，其“改（革）开（放）搞（活）”的力度之大，与其此前倾心打造的政坛“清新玉女”形象大相径庭，朝野上下无不大跌眼镜。
与李鸿章靠枪杆子往上爬不同，张之洞靠的是笔杆子。他是翰林出身，京城“名记”，以撰写抨击显要的“内参”而闻名，成为清流派的“青牛角”（“青牛”是“清流”的谐音），当者披靡。能成为“牛角”，除了自己这枝笔比较坚挺之外，张翰林还有个极靠谱的背景：1863年，他参加公务员考试（科举），金榜题名时本是二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御笔将他改为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那比状元和榜眼都更为风光，张之洞从此也就成了“太后门生”。
笔杆子虽然万人瞩目、点击率高，手上毕竟没有实权，只凭借在思想教育战线和文化宣传战线的表现，毕竟依然是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难以独挡一面，早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
张之洞会读书、会考试，却不是书呆子，很能看风向、抓机会。光绪五年（1879年），同治皇帝下葬，有些不长眼睛的笔杆子出来聒噪，提出了今后光绪的子嗣究竟是为光绪还是同治承嗣的大难题，令慈禧太后相当尴尬。在这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太后门生”张之洞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证明慈禧太后选择光绪是如何地英明。秉公而言，对一个已经运行了五年、甚至把绪统的难言之隐直接写在了年号上的体制，任何的质疑都只能导致无谓的纷争，于和谐大局有害无利。张以“青牛角”为慈禧太后站台压阵，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
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并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张之洞这种政治智慧令慈禧太后更为赏识。两年后（1881年），张之洞终于外放山西巡抚，成功地实行了转型。中法战争爆发后，原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奉命专职带兵，张之洞接任，终于跻身八大总督之列。
张之洞在当“青牛角”时，在位执政的恭亲王、李鸿章等人，没少挨他的冲撞。如今，他自己从看热闹的成了挑担子的，立马体会到了担子的沉重、道路的艰难。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如今的张大帅当然要与时俱进，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解决手头的实际问题再说。
解决广东财政困境的“好猫”，就是开赌。
粤人好赌，花样繁多，而最被广大赌徒所喜闻乐见的，就是“闱姓”：一种靠竞猜科举中榜者姓氏下赌的游戏。大清国毕竟是讲究“以德立国”的，民众可以无理想、无文化，但绝对必须有道德、有纪律，赌博就成为大清国官方严令禁止的低俗文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同所有被高压禁止的东西，赌博并未消失，而是转入了地下。当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时（1863年至1866年），例行抓赌，其中有一个赌商斗胆提出，愿意缴纳高额罚款，代替受刑。此时太平天国闹得厉害，政府财政捉襟见肘，郭嵩焘便欣然接受。于是，“以罚代禁”便成为广东治赌的土政策，罚款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新的增长点，各方皆大欢喜。据御史邓承修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奏折，在政府的放任下，“闱姓”赌博在广东盛况空前，“其投票之处，则自省会以及各府州县、穷乡僻壤；其投票之人，则自缙绅士大夫以及农工商贾、妇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心，希图一掷”，参赌总金额据说高达上千万元。
但大清国的政策，都是因人而异，一任官员一个调。到了1875年，广东巡抚张兆栋又改弦更张，下令严禁“闱姓”赌博，以免对人民群众造成精神污染。于是，赌徒们流入了邻近的澳门，令葡萄牙人大喜过望。
葡萄牙人治理下的澳门，在中国闭关锁国时，还算是实际上唯一的一个对外开放窗口，转口贸易十分兴旺。但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大清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门户开放，尤其是英国人割据了邻近的香港之后，澳门的独特优势便迅速丧失了。澳葡当局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将赌博作为提升GDP和税收的重点。但是，在葡萄牙的法律体系下，赌博也是被禁止的，但这并难不倒葡萄牙人。1844年，澳门与东帝汶、苏禄群岛等共同组成葡萄牙海外省，获准实行“一国两制”，澳门总督当年就批准了跑马合法化，3年后（1847年）就立法正式将赌博作为特殊的商业活动,并向海内外招商开赌。
但是，在广东地方政府“以罚代禁”的治赌政策下，澳门并无特别的优势。直到1872年，澳门赌运突然亨通：这一年，港英当局在香港严禁赌博。3年后（1875年），广东也跟进，巡抚张兆栋下令禁赌。
澳葡当局迅速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提升服务水平，促成了赌博业的腾飞。省港两地赌徒一时趋之若鹜。1881年8月1日《申报》记载道，“适有澳门一处以为逋逃之薮，（赌徒）乃渐由省城迁往，藉西商之保护，逞鬼域之技能，赌风之盛，殆亦未杀于昔时也。彼澳门西官以为人弃我取，粤省香港既已禁止净绝，则赌徒之生业顿无所赖。然平素恃为生涯，而一旦弃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门旧有赌馆，有不络绎趋赴者乎？合省港于澳门，以三而一，有不更增其盛者乎？此所以每年承缴赌税有百数十万之多也。”
根据史料记载，在赌博业的赶超下，澳门之前作为支柱产业的“性产业”甚至也一落千丈，众多妓院只能关门大吉。赌徒们给澳葡当局带去了巨额金钱，仅“闱姓”一项，每年就能获得30万两白银的税收。这些赌稅收入，彻底地改善了澳葡当局的财务状况，他们大力购置军火、扩充守军，强化了对澳门邻近地区的土地侵占活动。
澳葡因赌致富、因富而强、因强而狂妄，这深深刺激了大清。广东本土的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撰写文章大声疾呼，希望朝野重视这一问题。
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前，广东对赌金外流，采取的是拦截赌徒入澳的方式，但毫无成效。张之洞毕竟思维活络，到任不久就上奏中央，要求开放赌博，这不仅能提高财政收入，还能“以此堵塞澳葡之利”。他分析道：“夫筹饷事体，何一不取之于民。抽收捐集，铢黍皆艰。即每年数十万，亦何容易？军饷多一来源，即民间少一搜刮。然但论闱姓之当禁，而不考历年之未尝禁，且不思禁省不禁澳之不如不禁。”
张之洞的提议，得到了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著名的湘军将领彭玉麟的支持。彭玉麟指出，广东禁赌，实际上是把赌商、赌徒赶到了澳门，“遂为澳门利薮”，“奸民私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
早就为军费的筹集而焦头烂额的中央，自然从谏如流，立即批准。“闱姓”赌博便在广东成为官办的“娱乐”活动，实行承包经营，6年为一个周期，承包费用高达440万元，相当于每年73万元。毫无疑问，这对大清国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第一届“闱姓”的承包商是张荣贵，并非后来鼎鼎大名的刘学询。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所载，张之洞“及调粤东，军费无著，乃大开赌禁，谓为充饷，命刘学询经办其事。”这是不确切的。
此时的刘学询，还在组织部门待分配阶段。没有足够的史料显示，他究竟在如何为自己的“扫天下”做准备，但显然，家底深厚的他正在窥探着机会，包括这刚刚试点的赌博承包。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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