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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群众基础的支持下，“闱姓”这种不上台面的赌博方式，其实已经成为足以左右地方官场的有效杠杆。赌桌后端坐的庄家和大户，其实已经是隐形的地下“组织部长”
张之洞的改革新创举——“闱姓”赌博合法化还没推出（参阅本专栏上期《爱国开赌张之洞》），以公务员考试（“科举”）中榜者姓氏下赌的“闱姓”，就在广东闹出了大乱子。
这一年（1885年），广东学政叶大焯亲自主持的惠州科考，廖、钟、王三大姓全数落榜，上榜的却是彭、文、田三个僻姓的考生们，发榜之后，社会哗然。当时，“闱姓”赌博还未合法化，遍及社会各界的下注者，都蜂拥到澳门参赌。
其实，在此之前的广州科考中，也出现同样怪现象。有神、羽二个极为偏僻的姓氏考生，虽然各只有一人，却都榜上有名。
毫无疑问，这背后一定有黑庄。根据官方《光绪朝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的记录，广州科考后，“阖省喧传学署得七十万金”。而惠州科考中，人们估计“学署”的受贿“所得又将百万”。
愤怒的考生们攻击了政府机构，“群毁试院辕门”，“拆毁署门，几酿巨案”。与考生们同样愤怒的，还有众多被“老千”们坑害了的下注者。这一突发的群体性事件，令广东“众志皇皇”，政府甚至“远调驻省勇丁前往弹压”。
这给了正在推行“闱姓”赌博合法化的张之洞以当头一棒。中央三令五申、太后皇帝不断批示，要求彻查，张之洞一方面尽力敷衍，试图大事化小，另一方面抓紧筹备“闱姓”公开化。
调查的结果证实了民众的怀疑：“舞弊之人”“所获之彩七十万元”，但倒霉的广东学政叶大焯并未涉案。
清代的“学政”，权力极大，仅在总督、巡抚之下，与掌管财政的藩司（布政使）、掌管司法的臬司（提刑按察使）并列，实际上都是归中央直接任命和管理的副省长兼厅长。学政主管的科考，不仅关系到“升学”，更是进入国家公务员行列、捧上铁饭碗的门槛，因此，学政绝非只是“教育厅厅长”，更是“组织部部长”，权力极大。
这位叶部长是书生出身，很是平易近人。上一年（1884年）在新会主持科考时，录取了一名11岁的秀才，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小梁同学在被接见时，居然请求叶部长为他的祖父写篇贺寿词，这当然是不情之请，没想到叶部长居然答应了。
叶部长如此好说话，正应了那句“人善被人欺”，底下的“幕友家丁”便合起伙来忽悠他。根据专案组后来的调查，惠州科考时，“其厨人暗进巴豆汤，致该学政腹泻不能阅卷”，负责阅卷的贡生戴罗俊、萨庭荫二人乘机作弊，操控了考试结果，以便进而操控“闱姓”赌博的输赢。只是，广州、惠州科考接连出事，这位叶部长总不会两次都被“暗进巴豆汤”吧？
大清政府对于科场舞弊案，向来是实施严打的。康熙、雍正朝时，都曾经因科场舞弊而兴起大狱，红顶子官员照样拖到菜市口斩首，著名宰相张廷玉之弟弟张廷璐，就因此被腰斩，据说处决后，上半身还能动，他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三个字：“惨惨惨”，导致朝廷日后废除了腰斩之刑。
大清国早已今非昔比，连张之洞这样以道德文章猎取红顶子的“德育教授”，也要动脑子开赌创收，小小的舞弊自然是可以承受的“学费”而已。在张之洞的竭力拖延下，半年后，处理结果公布：戴罗俊、萨庭荫二人“革去贡生，杖一百，流三千里”；叶部长“有辜职守”，“双开”回家；张大帅当然未被问责，反而趁机没收了赃银70万两，大大补充了地方财政。而张大帅提议的“闱姓”赌博合法化，也终于在激烈的反对声浪中，获得中央批准。
这些都给市场发出了强烈的“改开搞”（改革，开放，搞活）信号：科场舞弊是可以接受的，赌博更是可以推广的。
“闱姓”赌博，对公务员考试的巨大影响，其实早已有之。
“闱姓”在广东，有相当历史，最初起源于道光年间，还是典型的“工人阶级”的创造。广东一带小的纺织机房很多，工人们业余无聊，便发明了这种游戏斗彩，用科考中榜者的姓氏为赌，故称“闱姓”。这种赌博，政府“以为此乃机工小民工余娱乐，初不经意。”而其因为依赖科考结果，庄家相对不易作弊，而且赌注小、门槛低，迅速便成为广东民间最受欢迎的博彩娱乐。
“闱姓”的赌法是，事先由庄家确定80个姓氏，印刷成“刊单”，其中，分两栏列举了“小姓”、如周、区、胡、马、麦等，和“大姓”、如陈、李、张等。“大姓”因为中榜率高，是禁止下注的，因此又称“限姓”。下注人只能在“小姓”中圈选20个，以猜中姓氏的多寡决定输赢。
下注时，每票是1元，但不限购买量的上限。开奖时, 以1000 票为“一薄”进行查对，猜中最多的是“头彩”，依次为“二彩”、“三彩”，“三彩”以下就是输家。如果猜中的姓氏数目相等的，则比较双方猜中姓氏中实际上榜人数的多少。如张三、李四同时猜中10 个姓，张三猜中的每姓都录取了1人，总共10人；而李四猜中的姓氏中，某一姓录取了2 人，那就是11 人，李四的获奖级别就比张三高一个等级。如果猜中的姓氏数目和所录取人数都相等，则均分该级别奖金。
奖金的发放也是以“一薄”为单位发放，“一薄”的总赌金是1000元，其中奖金占60%，即600元。一至三等奖分别按3、2、1比例分得，即头彩300元、二彩200 元、三彩100 元。剩下了40%赌金中，按照澳门的做法，及张之洞开放“闱姓”赌博合法化之前广东“以罚代禁”的做法，政府收取200元作为捐税或者“罚款”，庄家则用剩下的200 元应付各种台面上和台面下的开支，最后才是自己的净利润。张之洞开赌后，“承包款”是一次性确定的（前两届每届为440万元），政府就不再另外收取税费。
“闱姓”赌博，场次很多，但凡乡试、岁考、科考都可进行，甚至连更高级别的“会试”也可赌。当然，会试的考生人少，每一注可选择的姓氏数量也降低为10 个，而且不限大姓、小姓。
显然，这种博彩方式设计得十分完备，充分满足了普罗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的梦想，及在艰难生活中追求刺激的精神文明需求，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因此，无论官方是禁是准，“闱姓”都成为广东最具群众基础的博彩，也带动了澳门的博彩事业的发展（参阅本专栏上期《爱国开赌张之洞》）。
凡赌必有“千”。“闱姓”成为广东一个热门产业后，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庄家和大户们当然想法设法操纵赌博的结果，这就为那些掌管监考、阅卷、录取大权的干部们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绝好机会。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如同惠州事件一样，收买考官，有针对性地录取一些僻姓考生，改变赌博结果，而自己则早已大量下注。
发展到后来，这简直成了一个产业，并且有相应的术语。
如“扛鸡”，指的是将那些差等生硬拔上榜，“鸡本无力、扛之使其长鸣”；具体做法就是请枪手顶替那些被庄家或大户们看中的“鸡”，中榜后，“鸡”不必花费分文，白得一个功名。
如“禁蟹”，则指将那些优等生剔除出去，“蟹固多足、禁之使其不得伸展”；具体做法是，收买考生，如不成就收买监考人员，故意将该考生的试卷弄污，最后当然就是收买阅卷评卷人员，压低分数不让其上榜。
在广泛群众基础的支持下，“闱姓”这种不上台面的赌博方式，其实已经成为足以左右地方官场的有效杠杆。赌桌后端坐的庄家和大户，其实已经是隐形的地下“组织部长”，只是他们中的多数，囿于自己的眼界而不自知。
刘学询富甲一方、根本无需在经济上“捞偏门”，但他却立誓“不扫一室”、要“扫天下”，“闱姓”的“人事组织杠杆”功能，或许正是他下海参赌的真正原因。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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