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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与刘学询之间的关系，已经密切到可以探讨这种足以诛九族的“谋逆”大事，但刘却并不赞同孙的暴动之举。根据清政府方面的记载来看，刘甚至可能向政府密报了此次行动
一起未遂的“惊天大劫案”成功告破，并缴获了枪支刀具等多种武器。这是1895年重阳节震撼广州的一大新闻。
这是个横跨境内外的组织，十分严密，有40多名案犯被捕。据案犯供称，其抢劫的目标，就是广东官方赌博“闱姓”的赌款，此时正由刘学询在承包经营。更为雷人的是，据说这次“抢劫”的情报，居然就是“事主”刘学询亲自提供的。
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中央的案情报告中说，据被捕案犯陆皓东等供称，他们“因闻闱姓厂在省城西关收武会试闱姓费数百万，该处为殷富聚居之区，欲谋抢劫，令杨衢云在港招五百人，乘轮来省。孙文在城赁屋三处分住；陆皓东等经理分给红带、洋枪等事……本定初九（即重阳节当天）动手，因招人未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日被巡勇访拿破案”。
这成功逃脱了的孙文，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刚刚成立不久的“兴中会”领袖，本年29岁。上一年，孙文还在以谦卑的口气给李鸿章上书，而现在“兴中会”的入会誓词已经成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这当然绝非一起“劫款案”，而是武装暴动，国民党党史中所称的第一次广州起义。
孙文筹划这次暴动，已有段时间。年初，中日战事（甲午战争）正酣，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大清国朝野震动。3月份，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中川恒次郎领事，就迎来了不速之客，请求日本政府提供经济资助和军事支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孙文。
多次洽谈后，中川认为这个不愿意透露自己究竟有多少实力的年轻人，其计划“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中川致外务省报告），予以了婉拒。孙文无奈，只能求助于帮他牵线搭桥的日本商人、刚认识不久的、27岁的照相馆老板梅屋庄吉。梅屋从此开始了其漫长的革命资助人的生涯。日后，当孙文成了“革命之父”后，送给了这位日本哥们一件衣服，上写“贤母”二字，意为“革命之母”。
这对“父母”当然没想到，计划在九九重阳节（公历10月26日）举行的广州暴动，却因军械未能及时运到，加上情报泄露，而彻底失败。陆皓东等被捕处决，留下了其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成为日后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国旗。
不只是两广总督谭钟麟认为这一暴动更像一场未遂劫案，国民党元老、党史专家冯自由也称，这次暴动的目标就是这笔赌款。而恰恰是“闱姓”赌博的承包商刘学询，事先“告总理（孙文），谓是时正值官厅收解闱姓饷银，为数甚巨，大可取作军用。”
“监守自盗”的刘学询，此时已经承包经营“闱姓”近5年，这6年一届的承包期将在1896年到期。 “闱姓”这种偏门生意，对胸有大志、甚至异志的刘学询，不仅能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能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足以制衡官场、乃至左右人事，功效堪比“地下组织部”（参阅本专栏《赌桌上的“组织部”》， https://business.sohu.com/20110122/n279025588.shtml），冯自由说：“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
刘学询从头就知道孙文筹划广州暴动之事。年初，孙文设立了一个公开组织“农学会”，其章程“亟言中国非研究农学振兴农业，决不足以致富强之理，语极动听”，实际上就是“兴中会”的分支。而刘学询与潘宝璜、潘宝琳等富商成为主要的资助人。
根据冯自由透露，孙文“因知刘平素蓄志非常，遂与商榷起义大计，刘大悦，引总理为同调。”而既然引为同调，提供点情报，让孙文去劫了赌款，也就并不奇怪。何况，这是上缴的赌款，并非刘的私款。
刘学询的回忆录也证实了他对广州暴动早已知情，但似乎并不赞成，并非冯自由所说的“大悦”。刘学询向来低调，导致如今史料极少。而1931年“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派人到杭州，采访刘学询，其记录稿称为《总理史实访问记》。或许是这份口述历史太真实了，不利于伟人形象的塑造，此后一直束之高阁，并未正式出版。
在这份回忆录中，刘学询提到，他是在《马关条约》签订（4月17日）之后，孙文到香港拜访他，知道了暴动的计划。
两人进入卧室，“扃门密谈”。刘先问：“久不见究何之?”
孙说：“别来所经营者，非个人之事，乃中国之事。今日不能不晤君，此事非君不办。”
刘问：“何事？”
孙“凄然正色”地说：“中国现要瓜分矣。”然后，分析了国家面临的危险，讲了自己上书李鸿章未果，认为“与其希求官僚之振作，不如运动草莽之奋起。故转而与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青红帮等相联合，连月奔命，现时机已熟，拟先由粤发难，粤一起事，天下响应，即可以粤为根据，与外人立约，使其承认，则可倒满清而复大汉矣。”
刘问：“以何名义相号召耶?”
孙文说：“余所组织者名兴中会，即兴复中国之意，旗帜为青天白日。最近计划拟俟广州大员万寿拜牌时，以炸药尽歼之，即可乘机据粤。现在省城同志已有数千人，惠州二三万人，广西亦二三万人，其他长江一带之各会党，尤不止此数也。”
刘学询“为之叹服”道：“君诚非常人，相别一年，志气魄力乃如是之大。”
但是，刘似乎并不赞同暴动：“然时机过矣，苟在中日未和之前，则事有可为，亦当先以勤王名义号召，俟兵权在握，方能处置裕如。”
并且，刘担心孙文的这种暴动反而对局势不利：“若徒恃炸药为暗杀之具，联会匪成乌合之众，纵或助一时声势，诚恐借端排外，焚教堂杀教士之惨剧，将重演于各地，香港英政府必先派兵船进省河，俄、德、法闻风续至，仗义执言，则是瓜分未实现而先有瓜分。以愚见所及，假在三年前，日本早已入主中夏，惟以牵于列强均势之局，明言中国为俎上肥肉，而无敢独占。今俄对日已赔五千万，让东三省，因俄有违言，增益赔款四万万以赎东三省，是不啻以己物让与人，复因第三者之要求，而以高价代其购回也。”
孙文说：“余政治识力尚浅，今欲推君为领袖何如?”这是孙文第一次明确说拥戴刘学询为领袖，日后他甚至还表示过可拥戴刘为皇帝。
刘谦说：“领袖弗敢当，以君年少有为，幸毋妄自菲薄。”
孙文“深然刘说”，临别时道：“当缓图之。”
这段回忆表明，孙刘之间的关系，已经密切到可以探讨这种足以诛九族的“谋逆”大事，但是，刘却并不赞同孙的暴动之举。
而根据清政府方面的记载来看，刘学询甚至可能向政府密报了此次行动。刘的好友、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在戊戌政变后的一份奏折中，为刘学询摆功，说在孙文筹划广州暴动时，“炸药已运入省城，绅士刘学询发其奸，遂亡命于东洋。”
有学者据此惋惜孙文实在老实，居然没看出刘学询的反革命两面派。但是，杨崇伊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实情，何况更是孤证。最令人吊诡的是，杨崇伊写这段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促成刘学询秘密赴日，而刘赴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秘密会见孙文。如果第一次广州暴动刘学询果真告了密，以孙文的敏感和多疑，绝不能毫无知觉，更不可能与刘继续保持密切关系。
而即使刘学询担心孙文的暴动会带来更大的内忧外患，也并不妨碍他透露点经济情报，鼓动孙文去劫赌款。毕竟，这不仅不是刘的私款，而且还能帮刘把水搅浑——此时的刘正因拖欠承包款，而被官方逼得出逃香港，赌款无论是否被劫，闹点乱子出来无疑是有利于刘学询应付债务的。
也有资料说，告密的其实是刘学询承办闱姓的合伙人之一、香港议政局唯一的华人议员韦玉（韦宝珊）。韦玉担心“战事发生大受损失，甚至将乙未起义密谋电告谭钟麟，请其戒备。”（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
这倒是更为可信。毕竟，在这么大的一个赌局中，每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一场“劫案”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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