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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于赌博这种暴利行业，这也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最后弄得富可敌国、而且最好面子的第二届闱姓承包商刘学询，也只能出逃香港躲债去也
“富可敌国”的赌王刘学询“出逃”香港了，而且居然是为了躲债。这种近似无厘头的新闻，成为1895年下半年广州街头的大热门，甚至超过了对甲午战争的关注。
刘学询果然是欠债了。
他承包的是第二届“闱姓”博彩（参阅本专栏《赌王试水博江山》），期限从1890年开始到1896年，承包款的总额是440万元（银元，比价约相当于0.7两左右），另外还需缴纳“报效银”80万元，合计520万元。但是，根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给中央的报告《奏闱捐拟办情形片》，承包期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刘学询却还欠着130多万的承包款，并且逃到了香港，“屡传不到”。好在刘学询还有候选道台的干部身份，广东官方下令对其“双开”，“归案审办”。
公务员的铁饭碗，在赌王刘学询眼中，当然毫无价值，但他那“干部”资格、官员身份，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却十分关键。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这不仅仅是为了进取，也是为了自保。如果失去了那顶“红帽子”的掩护，即使是赌王那样的牛人，也做不成大丈夫，只能做大豆腐，任人宰割。何况，刘学询还怀抱着“不扫一屋扫天下”的伟大理想。
其实，这赌王并不好当。
以闱姓为主的博彩行业，已经成为广东GDP和财政的支柱，真正坐庄的“赌王”是政府，一手拿着印把子，一手拿着枪杆子，第三只手上才拿着骰子，当然是站着就把钱给赚了。在政府这三只手面前，“牛人”刘学询无非是泰山顶上一棵葱、牛尾巴上的一只虻而已，予取予夺。
对于赌博这一暴利行业，公权力——确切地说是掌握公权力的大清公仆们，便如同嗜血的苍蝇，紧叮不放。早在张之洞试图将闱姓赌博合法化之前（参阅本专栏《爱国开赌张之洞》，https://business.sohu.com/20110115/n278881843.shtml），各级官吏们早在私下里“改开搞”了，为地下赌博保驾护航，从中渔利分红，禁令越严，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其中，由郭嵩焘开创的“以罚代禁”成为“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捷径，罚款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固定规费和特殊税收，在禁赌的“红灯”面前，“交通警察”与“违规司机”形成了“合谋”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
立场决定观点、屁股决定脑袋。曾经的卫道士张之洞一举放开了闱姓赌博，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也摧毁了自己此前精心打造的道德“玉女”形象。但毕竟做惯了“玉女”，“立牌坊”几乎成为本能动作。于是，张大帅在推行赌博新政的同时，宣布将私下的勒索变为公开的收费。
之前，由郭嵩焘首创的以罚代禁，地方财政府从闱姓赌博中获取的“正项”收入（上缴财政的），测算下来，六年约为300万元。根据张之洞的计划，闱姓赌博承包期六年一届，“正项由300万元加认140万元”，也就是说，承包款总额为440万元，这增加的140万元，就包含了之前所有在“正项”之外的各种规费。
这当然算得上一种“仁政”了。因为，“正项”之外的规费，其实都是各级政府和官员的勒索，从不明码标价，向来信口开河。赌场老板们不仅要多花钱，而且对多花多少钱心中没底，为了尽量少花钱，少惹麻烦，便只能在政府公关上多下功夫，请客送礼，勾兑感情，只要戴着乌纱帽的，都当作亲爹来伺候着，不仅耽误了自己在赌场上抓营销、抓管理、抓发展，更丧失了对政策延续性的信心，短期行为严重，无法可持续发展。
“玉女”出身的张大帅毕竟不同凡响，不仅放开赌博，明定年限，而且实现了承包款的透明化运作，这样务实、透明、高效的政府，能不值得信赖吗？
第一届“闱姓”的承包商是诚信堂张荣贵、敬忠堂杨世勋，他们却并没能享受多久“透明化”的好处。承包后不到三年（1888年），张之洞自己率先违反了承诺。这一年，张之洞需购买铸币机器，经费无从着落，就动上了赌商们的脑筋。他命令张荣贵、杨世勋等一次性赞助80万元。张总、杨总等人，自然是乖乖地双手奉上。
张之洞随后宣布，这80万元不是什么“下不为例”的个案，而是应纳入闱姓承包条件之中，今后承包商除了440万元承包款之外，必须另行“报效”80万元，这笔“报效”款，等于是省政府的小金库，不纳入“正项”，完全脱离了中央财政的审查和监控。
甚至，张之洞还将这80万元看作是自己的小金库。1889年他调任湖光总督，要把在两广总督任上所采购的织布机器转移到湖北，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同意了。随后张之洞又提出，机器虽然有了，但湖北织布局还需要40万两银子的运营经费，希望将第二届闱姓应缴纳的“报效”款80万元（约56万两）也拨给他用。他在发给李瀚章的电报中说：“此系另筹专款，不与常年正饷相涉。即使明年闱姓另换他商承办，亦必照捐，毫不为难。”广东的钱要给湖北用，李瀚章当然不能不为难了。双方拉扯了好久，李瀚章为了安定团结，最后还是答应了。
当然，这笔“报效”款，就是由第二届闱姓承包商刘学询支付的。这还毕竟是制度化了的“报效”款，赌商们还得应对突发的“被”赞助款项。张之洞拉到湖北去的那批织布机器，也是赌商们的“赞助”。那还是1888年时，张之洞要在广州搞织布局，下令闱姓赌商张荣贵、杨世勋等另行赞助了40万两（约57万元），理由倒是很堂皇的：当年广东增加了乡试、会试的恩科考试，闱姓赌博的场次增加了，政府多收点“赞助”是天经地义的。
张荣贵、杨世勋承包第一届闱姓赌博，承包款“正项”为440万元，“报效”款为80万元，突发的赞助至少为40万两（还有些零星赞助款），合计为577万元，年均96万元。这其中，还不包括与官员们个人私下来往的开支。
显然，即使对于赌博这种暴利行业，这也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最后弄得富可敌国、而且最好面子的第二届闱姓承包商刘学询，也只能出逃香港躲债去也。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何况这债主还是堂堂的政府！终于，“双开”之后的刘学询，在广东地方政府的高压之下，挤牙膏似地还了40多万元，余款80多万元则由第三届闱姓的承包商韦崧担保归还。
这韦崧的弟弟，就是向清政府密告孙文暴动的、香港议政局唯一的华人议员韦玉（参阅本专栏《孙中山劫赌款》）。而韦崧出面承包第三届闱姓，幕后大股东实际上依然是赌王刘学询，此是后话，留待后表。
尽管连刘学询这样的富豪都被高额的赞助款吓得要躲债，两广总督谭钟麟还是宣布：从1896年开始的第三届闱姓，在440万元“正项”承包款之外，需另行缴纳“报效”银160万元，合计600万元，年均100万元。
当然，政府承诺：“文武各衙门暗费一律裁革，此外无丝毫使费。”其郑重和庄严，丝毫不亚于张之洞当年，仿佛重合同、守信用的天使一般。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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