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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康有为与赌王刘学询之间，已成你死我活的仇敌，欲取对方首级而后快。其恨之深，已经如同珠江之水般浩浩荡荡
中央建设部（“工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康有为，居然向堂堂的省部级高干、两广总督谭钟麟发起了猛攻，指控谭包庇广东赌王刘学询。这份以中央纪检干部（御史）王鹏运名义递交的奏折，的确有相当的杀伤力。为了自保，谭钟麟只能对刘学询进行查处，开除了刘的干部身份（“功名”）。刘出走香港，设法筹钱还债。（参阅本专栏上期《圣人举报》）
其实，这一切似乎都只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而已。谭不久后就给中央写了份报告，指出刘学询所受到的那些指控，“虽非尽出无因，均不能切实指控，中惟家庙前改易水涌，未经禀官立案，殊属不合，应请开复革职处分。”
这是很荒诞的一幕：刘被革职，是因为拖欠承包款，如今平反的理由却是那些指控他欺压百姓的举报查无实据，实在驴唇不对马嘴。在这种高深的官场运作下，刘学询虽未立即恢复干部身份，但这场山雨欲来的弹劾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康有为为什么要攻击谭钟麟？“革命”史观一般认为，这是以康为首的“改革派”同以谭钟麟为代表的“地方守旧势力”之间的争斗。
其实，谭钟麟并非什么“守旧势力”。这位湖南茶陵人比李鸿章大一岁，此时已经63岁。与康有为相似的是，他在34岁那年（1856年）才考中进士。与康有为不同的是，进入机关之后，他表现相当不错，先在翰林院担任编修，然后外放，经左宗棠推荐，出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协调后勤粮草供应，贡献良多。随后改任浙江巡抚、陕甘总督等，政声都相当不错。告病三年后，谭钟麟在1891年再度回到工作岗位，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兼财政部副部长（“吏部左侍郎兼署户部左侍郎”），享受部长待遇（“尚书衔”），横跨组织人事和财政两大实权部门。次年升任建设部部长（“工部尚书”），再调任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是典型的地方务实干部。谭钟麟有个大名鼎鼎的儿子，那就是“湖湘三公子”之一、民国初年的湖南都督谭延闿。
其次，康有为也并非什么“改革者”，只是打着改革旗号希图幸进的投机者。严肃的史学研究都已经证实了，有关康是改革旗手的说法，都是他流亡到海外后，为了筹款而编造出来的，梁启超在晚年也坦率地承认那些绝非可以信赖的史实。康之人品及学识，在海外、尤其在列强政府眼中，实在乏人恭维，最后与梁启超也闹翻散伙。
此时的小干部康有为，还在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削尖脑袋积极要求进步。在康有为两度对谭钟麟及刘学询的攻击中，涉及的都是所谓的腐败问题，而并非改革与否的政见问题。
真正合理、但未必充分的解释是，康有为对谭钟麟的攻击，更多的是来自于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两广总督本身，历来是大清国官场中最大的肥缺，属于“官家必争之地”，斗争不断。要扳倒谭钟麟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康有为的幕后，必定有不少“长胡子的人”，具体情况尚待挖掘更多的史料，但利益之争则可肯定是主因。
康有为攻击谭钟麟，却拿刘学询垫底说事，这一方面是因为谭钟麟这位老干部滑得溜手，实在很难被抓到什么大把柄；另一方面，康有为可能为报2年前（1893年）的一箭之仇：刘学询拒绝在自己的“点石书局”中为康有为安排一个工作。（参阅本专栏《赌王的大炮圣人》）。
1895年的这轮攻击，在谭钟麟的化解下，似乎结束了。
不久，刘学询承包的第二届闱姓博彩到期，地方政府也确定了第三届的承包人选。刘学询在表面上不再承包闱姓，承包者换成了韦崧、韦玉兄弟的“宏丰公司”。其实，在这家公司中，刘学询占了一半的股份，韦崧、韦玉等其他7名股东分享另一半，刘是当仁不让的“话事佬”（决策者）。
但是，尽管已经退居二线，刘学询依然被康有为惦记着。
1897年7月，针对刘学询的弹劾再起，他被指控为“声名甚劣，前充闱商时欠饷吞帐，亏匿国帑甚巨；参革后复贿通知县许国荣等将现承闱商之押柜银两扣留，率其弟刘学诠等引匪拆毁闱厂多家，酿毙人命。”这次出马的，是工科“掌印给事中”文郁。文郁并非纪检干部，和刘学询并无恩怨，刘的生意也与工部毫无瓜葛，这一弹劾十分费解。文郁与康有为倒是工部同事，虽还缺乏直接证据证明他是受康指使，但以常理揆之，幕后是康的可能性很大。
显然，举报者似乎并不清楚“现承闱商”“宏丰公司”的大股东就是刘学询本人。刘学询本人当然断不会如指控所说，去砸自己的场子，但指控依然可能是真实的——刘学询之弟弟刘学诠“引匪拆毁闱厂多家”，可能是踢爆了分包商的场子——闱姓承包商在各地设立赌场的分场，称为“子厂”，“总厂”与“分厂”之间，经常爆发利益纠纷。
文郁的指控十分严重，中央立即批转广东巡抚许振炜彻底调查——之前谭钟麟身兼总督、巡抚二职，而此类民政事务本该由巡抚料理。许振炜很重视此案，直接发文给江苏巡抚奎乐峰，请求他协助将躲在上海的刘学询“解粤”。这可把刘学询吓坏了，他赶紧逃离，并多方设法，托了《时务报》总编、著名的报人汪康年疏通关系。汪、刘共同的朋友高尔伊在私信中说：“刘闻信远逸，嘱其侄在沪为之设法，能解其危，允报十万。”
这应该是刘学询终生难忘的逃亡生涯，他在上海、杭州等地辗转躲藏，也因此而对西湖山水有了切身体会，为今后在西湖边兴建水竹居（刘庄，今日之西子国宾馆）做了情感上的铺垫。
经过汪康年搭桥，刘学询终于与广东巡抚许振炜搭上了线，最后许振炜同意“勒罚刘学询银一百万两”了解此案。如此巨额的罚款，即使对于刘学询这样的赌王来说，也是不可承受之重，但无论如何，总归比坐牢的不测之祸要好得多。
康有为却依然没放过他。一年后（1898年），在戊戌变法的后期，终于闹出点响动的康有为，再度亲自起草奏折，弹劾两广总督谭忠麟与刘学洵狼狈为奸，这次出面的则是御史宋伯鲁。
“圣人”康有为与赌王刘学询之间，已成你死我活的仇敌，欲取对方首级而后快。其恨之深，已经如同珠江之水般浩浩荡荡了。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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