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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官场“投资”和“经营”，赌王刘学询成功地实现了转型：从一名下海经商的前后备干部、声名狼藉的赌王，成为组织上信得过的、有能力的新型干部
在戊戌年的波云诡谲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赌王刘学询的大
张之洞自然失望至极，刘学询却还是大有收获的：在帮助张之洞跑官要官的过程中，这位一心想“扫天下”的赌王，在京城中积累了更多的资源。
刘学询在幕后为张之洞谋划，一如刘之前的任何动作，都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而这一系列隐秘动作，之所以能被后人窥探一二，源自于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私函中的详细记录。
蔡金台是刘学询的同年进士，两人过从甚密。蔡曾担任翰林院编修、甘肃学政，在江西倡导成立了蚕丝学堂，但与不少官员一样，对康梁等改革“口水派”们极不相洽。李盛铎则是蔡的江西德化老乡，也是晚清风云人物之一。推动晚清政改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就是“五大臣”之一。此时，李盛铎正在日本担任公使，经常与蔡书信往来，沟通对时局的看法。
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信，对戊戌政变的内幕多有独家揭示，如今成了研究戊戌的重要资源。从其信中，也可得知，刘学询对政变的密谋有所知情，可见刘在中央机枢搜集情报的效率之高。
吊诡的是，刘学询作为政变后康梁被打倒的得益者之一，却一直与戊戌变法的干将、时任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交情匪浅。张荫桓留下的日记中，有两处与刘学询深谈及餐叙的记录，并对刘学询的“冠世之才”十分推崇，甚至有“才具非凡，而气足凌人，睥睨一切”的极高评价。
其实，张荫桓是个极为典型的“风派”人物。政变后，保守派要清算张荫桓，有人曾请李鸿章出面相保。李鸿章可算是张荫桓的官场恩公，但李拒绝了，并透露自己当年遭贬斥时，张在背后落井下石，对张的人品极为不齿。两年后，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央下令处决了正在新疆劳动改造的张荫桓，张因此成为因戊戌变法而丢了性命的第七人。张死后，刘学询买下了张家在北京东城锡拉胡同的房子，算是对故人家眷的变相资助。
刘学询的关系网十分绵密，兼收并蓄。除张之洞、张荫桓等之外，刘学询还与反康梁的御史杨崇伊关系极为密切。
杨是戊戌政变的第一功臣，正是他首先给慈禧太后上了密折，敦促太后立即训政。后世史家因此指称杨是保守派，其实这是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
从中央高层而言，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改革与保守的意识形态之争，在意识形态的表象下，其实是利益集团之争。有关慈禧太后的种种不堪说法，其实都是康梁流亡之后伪造的，梁启超在晚年对自己在这段时间的叙述，明说了只是政治宣传的需要，不可作为信史。人们普遍以为戊戌政变的根子在于慈禧揽权，这是毫无常识的推断：即使慈禧权欲极重，她的权力基础也只能是“太后”这个身份；所谓“太后”，就是皇帝的妈，一旦自己儿子（即使养子）不是皇帝，她还能是“太后”吗？莫非她还能再收个养子？而如果不是太后，又不想、或不敢自己做女皇，那权力又从何来？只有维持并巩固光绪皇帝的地位，才最符合慈禧太后的根本利益，而她之所以出面发动“政变”，正是因为光绪皇帝的帝位因这场操切如同儿戏般的“变法”大大动摇了。这场“变法”，几乎将所有的官员，包括那些工作在第一线的改革实践者们，统统推向了对立面，弄得“官”怨沸腾。老佛爷再不出手，一旦他人发动政变，就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这等于是在森林大火蔓延之前，在自己身边先放火烧出一片空地，以免根本受损。政变之后，除了儿戏般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之外，其它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废止（参阅雪珥改革史著作《国运1909》）。只有用“人性”这“一个中心”，以及“利益”和“权衡”这“两个基本点”去分析，而不是用表面的意识形态遁词，才可能看清楚戊戌年那层层迷雾。
杨崇伊对变法的发难，与其说是出于意识形态之争，不如说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杨崇伊实际上是李鸿章的亲信，他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而李鸿章与其它一大批改革的实践者一样，在号称“改革”的戊戌变法中一直冷眼旁观。
刘学询获得杨崇伊这支“笔杆子”的友情，对他日后的发展极为关键。
在杨崇伊的牵线下，刘学询结交了庆亲王奕劻，这是一把远比张之洞、甚至李鸿章更为可靠的保护伞。从皇族的远房亲戚成长为大清国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庆亲王奕劻之能力、手腕、心性，堪称当世人杰。他是著名的贪官，甚至连当时的美国报纸都报道了他家“门房都设了收费站”了，但他与李鸿章一样，也是著名的改革实践者。但在政变之后到八国联军入侵之前，庆亲王的权力受到极大制约。
取代庆亲王影响力的，是端郡王载漪。戊戌变法激起了朝野上下对光绪皇帝的极度不满，为了平息众怒，保住光绪帝位，慈禧不得不同意为光绪立嗣——光绪的“天阉”（先天性无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选择的就是载漪的儿子溥儁，称为“大阿哥”。溥儁的生母、载漪的福晋（太太）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儿，因此，溥儁是慈禧太后的侄外孙。端郡王载漪的最得力帮手，就是刚毅。刚毅因为在“戊戌政变”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而官符如火，从礼部侍郎升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与端郡王载漪组成了类似日后“文革小组”般的新的领导核心，并在义和团运动中将自己的权力推向了顶点。
刘学询与刚毅的关系非同一般，自两人结识直到刚毅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失势，他一直是刘学询最有力的后台，直接帮助刘学询登上了政治舞台。为刘学询与刚毅牵线的，居然是内廷太监。相关史料虽未明言此太监姓名，估计应是权倾一时的李莲英，由此也可见赌王刘学询关系网之深、之密。刚毅对刘学询极为赏识，甚至将刘与张翼、李微庸并称“中国三人才”。
经过多年经营，到戊戌这一年，当自己的死对头康有为仓惶出逃时，赌王刘学询在大清官场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资源，这令他成功地实现了转型，从一名下海经商的前后备干部、声名狼藉的赌王，成为组织上信得过的、有能力的新型干部。
翅膀已经够硬了，刘学询即将以政治人物的面貌振翅一飞。而他的第一幕，就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奉太后、皇帝的直接密令，携带密电码，出使日本，促成中日同盟。
这将是改变东亚和世界的一次秘密外交行动……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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