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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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同盟构想，似乎是小田切为了打消针对康有为的刺杀行为而提出，而被刘学询接受并正式向中央建议。主流史家也是如此解释的。但是，这其中诡秘之处甚多
1899年5月12日，广东赌王刘学询位于北京东城锡拉胡同的新家，悄悄地住进了一位客人。他就是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这是个冗长的名字，今后我们就只称呼他的姓氏“小田切”。
这座靠近紫禁城的宅院，原先是户部侍郎张荫桓的家。张荫桓在上一年的戊戌政变后落马，被清理出干部队伍。如果不是他当年担任外交官时结下了交情，西方政府公使纷纷出面保他，他完全可能被绑赴菜市口一刀了断。那样，“戊戌六君子”就可能成了“戊戌七君子”了。张被赶到新疆劳动改造，他的死刑将缓期两年执行，到义和团乱起时才在新疆被处决。
刘学询与张关系相当不错，张被遣送到新疆之后，刘出了15000两的不菲价格，将这座宅院买了下来，算是对张家的一点变相资助。何况，对于刘自己来说，在京城安个窝，一是体面，二是这座宅院离紫禁城不远，跑“部”“钱”进比较方便。如今，刘学询已经重新回到了大清国的干部队伍中，并且头顶知府头衔，虽说是小小的芝麻绿豆官，但他所图的无非是干部身份的便利而已。
小田切住进了赌王的豪宅，为的是一场豪赌：他要说服大清中央政府，实现中日结盟。
小田切似乎是上了大清国的钩。
最初，他听信了满世界嚷嚷的传言，说是刘学询与庆宽两人受命到日本自费考察商务，其目的是为了刺杀康有为（参阅上期《刺杀康有为》）。但刘、庆二人受命后，并没有立即赴日，却在上海、武汉大肆活动，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积极配合，要求日本协助大清政府拘捕康梁。甚至连远在东京的日本外交大臣青木周藏也被惊动了，他发电报给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要求他调查此事，并劝阻中国政府的愚蠢行为。
小田切多方打探，终于与刘、庆二人搭上了线，密告东京说：“经过数回会晤，随着交情渐熟，刘吐露实情，述说康有为恶贯满盈之事情，及其在我邦之滞留不利于两国交情等理由，要求探究将其捕交付于清国之方法。”
小田切于是耐心细致地向刘、庆二人进行普法教育，说日本是法制国家，有义务和责任为政治流亡者提供保护，不可能允许他们在日本国土上用极端方式对付康梁。他顺势大做思想工作，建议刘、庆二人应当将日本之行从“刺杀之旅”变为“敦睦交谊之旅”，说得刘学询“大有反省”。于是，刘学询回京，与庆亲王奕劻、御史杨崇伊等人商议，决心说服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等中央领导核心，设法缔结中日同盟关系。
由此观之，中日同盟构想，似乎是小田切为了打消针对康有为的刺杀行为而提出，而被刘学询接受并正式向中央建议。主流史家也是如此解释的。但是，这其中诡秘之处甚多。
首先，如果仅仅对付康梁，清政府无需如此大动干戈，更无需派刘、庆这二位极不专业的杀手，而且，刘、庆受命后却长期滞留上海、武汉，高调收集日本情报，过于反常（参阅上期《刺杀康有为》）；其次，日本情报系统对刘、庆二人的底细十分清楚，不可能真地相信他们能执行所谓的刺杀任务。
那么为什么在日本的官方记录中，会出现小田切设法说服刘学询改变日本之行目的的说法？
其时，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有大量人士在推动中日结盟，但他们在各自的国内，都遭遇了极大的反对势力。对于日本的“亲华分子”（或者说“兴亚分子”）来说，他们需要一个“抓手”，康梁避居日本，正好提供了一个讨论和反省日本对华政策的良机。对于中国的“亲日分子”（大多实际是主持日常政务的务实者），这也是个摆脱甲午战争后仇日情绪，理性推进中日关系的机会。
对于小田切这样的“兴亚主义”官员来说，还有个痛苦的作秀任务：不让西方觉察到中日之间的任何亲密举动，以免激起反弹。这令东京与北京之间任何眉目传情、肌肤相亲，都必须十分隐秘，“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在日本获得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后，西方开始痛恨任何中日牵手的举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当时的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对俄国外交官表示，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融合，则“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
在德国和俄国的主导下，欧洲掀起了“黄祸论”的浪潮，但这一黄祸论的矛头，针对的是日本，而非中国。合纵连横开始在东西方之间上演。俄国人和德国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分化中日。战后（1896年）李鸿章出使欧美，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联俄抗日，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密约》。而在德国，李鸿章受到国家元首级别的欢迎，同期抵达的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则受到冷遇，以致德国的反对党指责政府过于短视。
在这种强大的国际敌视之下，本就需要时间来消化甲午战争巨大果实的日本，采取了两手应对办法：一是对欧退让，顺从了俄德法三国的压力，归还其割占的辽东半岛，夹紧尾巴，韬光养晦，以积蓄力量对付主要假想敌俄国；二是对华“怀柔”，开展所谓的“文力征伐”，以图尽快消除中国人的仇日情绪，他们的武器就是同文同种的种族亲情。日本的“兴亚主义”者们在中国频繁活动，号召中日结盟，共同应对西方白种人的挑战，但这些只能以民间的名义进行。
中国方面，甲午战争之后亲俄仇日，但俄国老大哥以其更为阴险的行为，击碎了中国这单相思般的迷梦。1897年，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出兵强占胶州湾，俄国随后根据《中俄密约》中两国共同防卫的条款，强租旅顺大连以“对抗”德国，结果事后证实，这是俄德两国上演的一出双簧。再后，英国为了维持力量均衡，强租威海。一时之间，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这也是导致“戊戌变法”仓促上阵沦为康有为等“野狐禅”道具的主要原因。
出面签订《中俄密约》的李鸿章再度成为替罪羊，遭到舆论指责，也遭到官场冷遇。而此前力促联俄抗日的张之洞等人，轻松实现大转弯，向日本靠拢，转而推动中日同盟，因此成为日本人极为看中的“绩优股”。
刘学询、庆宽到武汉活动，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与张之洞密谋，主题就是中日秘密结盟。张之洞实际上是刘学询登上“赌王”宝座的第一后台，两人关系极为密切。刘学询此时也大量出资，帮助张之洞在北京进行公关，以跻身军机大臣这一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参阅本专栏《赌王打伞》）
慈禧太后立即批准了刘学询缔结中日秘密同盟的建议，并交给庆亲王奕劻主持协调。于是，小田切被秘密请到了北京，住进了刘学询刚买的豪宅里。
一场将可能改变中日命运、改变世界历史、也可能令赌王刘学询名垂青史的行动开始了。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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