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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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日结盟的文廷式，其“幕后黑影”是张之洞。但无论是文廷式还是张之洞，他们的最主要赞助人，都是赌王刘学询
赌王刘学询回到了北京。
他在长江沿线走了一圈，到处嚷嚷要到日本去执行刺杀康有为的特殊使命，却并未放洋赴日。（参阅本专栏《东京北京地下情》）
无论之前公开的“刺康”行动究竟是否为中日结盟做掩护，可以确定的是，刘学询回京后，中央领导核心慈禧太后立即拍板：启动中日结盟进程，由庆亲王奕劻主持。
1899年3月14日，庆亲王向上海发出了一份密电，收件人是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电报内容是：“现有商务要事，须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面谈。著考查商务道员刘学询，近商小田切领事，应否请准本国，密速来京。此系奉旨之事，该道即日遵行。庆亲王。”
这是一封很诡异的请柬：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就长驻北京，庆亲王为什么舍近求远，要邀请远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入京密谈呢？是因为小田切比矢野文雄更为可靠，还是因为他已经与刘学询谈得相当深入，一事不烦二主，清政府干脆请他到北京细谈？抑或低级别的试探比较容易做到收发自如？至今，史家还难以得出庆亲王为什么要远召小田切的确切理由。
小田切将庆亲王的密电立即转发东京，请示外务省。东京显然也被北京的奇怪动作弄懵了，考虑了一个月，于4月14日将这份电报的内容又转发给了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一是同意小田切接受邀请入京密谈，二是要求矢野文雄积极配合。日本外相青木周藏还专门给小田切特批了800圆的机密经费。
刘学询与小田切于5月5日从上海登轮，经海路到天津，再转陆路。一周之后（5月12日），小田切终于秘密住进了赌王刘学询在锡拉胡同新安的家中。
不巧的是，庆亲王刚刚离京，奉旨前往东陵办差。当时的电报通讯已经相当成熟，庆亲王不可能不清楚刘学询带小田切入京的确定时间，却非在这时出差。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庆亲王有意要避开小田切几天。至于原因，或许朝廷还要再考虑下中日结盟的事，或许只是想小小地摆点谱，吊吊小田切的胃口。
小田切就在赌王的豪宅里住了下来，与他先前似乎被看不起的赌王刘学询朝夕相处，尽情享受了几天豪华生活。庆亲王要到9天后（5月21日），才能返回北京，与他见面。
刘学询日后在接受国民党官方党史人员采访时宣称，中日结盟的设想，来自于他的创意。而日本方面的资料显示，这似乎并非他的原创，他无非只是前台的操盘者而已。
在小田切之外，上海还有位日本人，紧紧地盯着这一事态的发展，他就是甲午战争时最为著名的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甲午战争时，他在中国深入第一线到处刺探情报，打响甲午战争第一枪的丰岛海战、以及中日两国舰队在黄海大东沟的大决战（邓世昌牺牲于此）等，主要情报都是由他深入到威海军港冒险刺探到的。他躲过清军的追捕回到日本后，受到了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日军在中国登陆后，他为日本撰写了大量战场文告，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来分化中国的抵抗力量，将日军打扮成中国解放者的形象，效果十分显著。战时和战后，他还提交了大量的战略分析报告，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的分析，包括提出了中国已经陷入“全民腐败”的论点，成为日本决策层的重要参考，影响十分深远。（有关甲午战争的日本间谍活动，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
甲午战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他以私人名义买下了英国字林洋行在汉口的《字林汉报》，成为“日本人在清国境内创办中文报纸之嚆矢”。《字林汉报》与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前身为《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是姊妹报。
宗方小太郎通过《字林汉报》的前任主笔姚文藻买下《字林汉报》股权，真正的出资方其实是日本军方。而姚文藻作为宗方的莫逆之交，也将成为刘学询访日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根据宗方小太郎的文件分析，中日结盟的构想更多地与姚文藻及文廷式有关系。宗方记录道：
“前次报告的小田切上海领事北京之行的理由略如，但其主谋者现已明了，并非刘学询，实际上是姚文藻和文廷式两人。虽然从文廷式处听得此事，但还想知道更多详情，于是前日为了访问滞在苏州的姚文藻，本人于本月22日专程赶赴苏州，于昨日回到武汉。姚文两人与本人是旧知，多年来同志提携。究其所谈听说，开始他们利用刘学询与西太后和庆亲王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上海向刘密授机宜，又让其向西太后和庆亲王游说，最终有了北京电请小田切一步，姚文两人又让刘和小田切同行。”
根据宗方的记载，姚文藻、文廷式所指望与中日结盟的，根本还是在于深化改革，尤其是军事领域的改革。姚文藻等交待小田切，入京后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一、中国本部各省编成新军各两万，由日本武官进行训练。新军的将校士卒皆应断去头发；
二、武器制作所任用日本人管理，主要从事制造战炮山炮和小铳；
三、兴建日清银行，清朝的租税、其他厘金、杂税等金融机关全部交由该银行管理。
除此之外，还有“在日清之间有必须临时协商的事件发生时，制定日本皇室和清朝皇室之间的电报暗号，以电报往复。为防止重大事件的机密泄漏，不经过总理衙门，由西太后进行独断”。
宗方并指出，张之洞也是姚文两人的“幕后黑影”，在暗地里对其进行援助。如果中日结盟成功的话，张之洞肯定将带着使命赴日本。
宗方在这份文件的“附言”中说：“当今这个列强环伺、互争雄长的时代里，这个协议能否顺利地协商妥定，实在是有无数的危险因素在内。时至今日，列国都要牵制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日清的联合并不会受到欧洲人的欢迎，如果想要这个协商内容成功实现的话，相信我们两国都必须下非常的决心才行。”
尽管宗方此说中的大多数细节，至今尚未得到其它史料的佐证，但作为刘学询访日的全程陪同者，宗方记录的真实性还是相当高的。
如果宗方的记载属实，则可以推断：一、戊戌年的风云诡谲，影响的并非改革本身，而是高层的权力分配；二、“戊戌政变”之后，改革并没有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而是在继续推进；三、借鉴日本经验、甚至借用日本力量，以外交促内政，成为改革者重点考量的方式之一。（关于“戊戌政变”对改革的影响，参阅本专栏《赌王“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政变”后，文廷式一度处境十分危险，在张之洞、陈宝箴及日本、英国外交官的内外共同努力下，保住了性命。其在上海避难之间，刘学询就是他的主要赞助人。而刘学询也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之一及最主要的赞助人（参阅本专栏《赌王“打伞”》）。
一心要“扫天下”的赌王刘学询，终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站在了政治的潮头，而且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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