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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刺”与“挑担”是完全不同的。纪检干部们可以只“挑刺”，大谈“不该干什么”；而承担实际政务的官员们，却不能不“挑担”，多考虑“能够干什么”
赌王刘学询还没开始对日本的秘密使命，就已经被人举报了。举报他的又是纪检干部（“御史”），而且不止一人。
从广州的赌博承包款事件开始（参阅本专栏《赌王躲债》、《圣人举报》等），刘学询简直成了大清国“可持续”举报的“高危”人士。但是，在这位一心扫天下的赌王看来，这或许是件好事：只有平庸的人，才不会吸引纪检部门的眼光；只有小搞搞、“湿湿碎”的人，才不会“被”持续举报。被人恨并惦记着，说明自己或者戳到了人家的痛处，或者获利（无论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利益）多到令人嫉妒得咬牙切齿。
这回的举报不是冲着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刘学询即将开始的日本之行。纪检干部们不必太费劲就知道刘出访日本不是商务考察，而是要“联倭杀康”。刘学询自己就曾在上海、武汉等地转悠了一大圈，把这件事嚷嚷得满长江都知道了。但是，从这些“名纪”们弹劾刘学询的奏章看，他们似乎也感觉了到“杀康”可能是“联倭”的掩护而已。大清国纪检系统的嗅觉是很灵敏的，因为纪检是最快捷的政治杀手，“名纪”们的每次重拳出击背后，其实都有不同的派系为了不同的利益而支撑。
御史张荀鹤认为，刘学询“密进杀康联倭之说”乃是“荧惑圣听”。他的理由是：“倭人之不惜庇匿康梁，变诈反复，以求逞其志者，路人所共知。”“变诈无常”，这几乎是大清国多年来对日评价的主流，也是至今仍然适用的少数外交“传家宝”之一。
张荀鹤对于那些认为中日一衣带水、理应友好的观点嗤之以鼻：“或曰倭与中国同处亚洲，唇齿相依，甲午之役，寻亦侮之，苟申盟好，何惜康梁。”如果日本真的珍惜中日友谊，“何不函康梁之首以畀中使？”显然，这位“名纪”虽然对国际法毫无知识，但其对中日关系的悲观论调是十分清晰的，因此他们认为，刘学询等人的中日结盟主张纯属扯淡。
另一位御史胡孚宸对刘学询就没这么客气了，而是指斥其充当汉奸。他说：“倭水师提督（日本海军司令）潜行入京，情事诡秘”，而且不按惯例告知总理衙门，“若非别有交通，何以行踪诡秘如此”，“此来断非无因，难保非由刘学询等勾引而至。若果如此，则庆亲王奕劻及御史杨崇伊当无不知之理。”
迄今公开的史料，似乎并非涉及一位“倭水师提督”密入京，估计胡御史是将秘密入京的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当作了“水师提督”了。这位“名纪”情报虽不准确，但对国际均衡倒是很有心得：“俄公使对总署大臣言及此事，颇为不平，愤愤之心，形於词色。”
俄国的反弹，其实正是大清中央此次推动中日结盟的最大顾虑。甲午战争之后，在举国仇日气氛中，联俄制日成为朝野的主流。李鸿章在1896年出访欧美，其最为主要的动机就是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秘密签订了《中俄密约》。这一由李鸿章签字的条约，其实逐字逐句都经过了北京的认真审核，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也自始至终参与其间。彼时的大清国，将俄国人当作了可以信赖的老大哥，联手对抗日本人
但是，笑容满面的俄国熊，其实只是借中日战争之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果然，1897年它就与德国合演了一出双簧。当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国援引《中俄密约》，以对付德国为名，强租旅顺、大连。俄国舰队开进旅大，中国才如梦初醒——真是前门拒狼、后门入虎。加上此时日本为了消化甲午战争的巨大果实，韬光养晦，对中国大打友情牌、种族牌，“兴亚主义”一时得到中日两国不少精英人士的青睐，张之洞等也实现了大转身，积极寻求与日本的合作（参阅本专栏《东京北京地下情》）。可以说，刘学询访日，试图缔结中日同盟，正是两国“蜜月期”的自然结果。
有意思的是，以刘学询访日来划分，凡是赞同的，多是实际负责政务的、务实的官员们，即使连李鸿章那样的极端仇日分子，都私下向刘学询表示乐观其成；而反对的，都是那些掌管纪检、“务虚”的笔杆子们。纯粹从文字上看，还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胡御史就义正词严地认为：“倭人包藏祸心，将来不可收拾，（应）一面峻词拒绝，一面据实奏参，勿再堕其术中，受人愚弄，大局幸甚。”揆之此前此后的历史，还真被他说中了。但问题在于，纪检干部们可以只“挑刺”，大谈“不该干什么”，而承担实际政务的官员们，却不能不“挑担”，多考虑“能够干什么”。“挑刺”与“挑担”是完全不同的，在“挑担”人看来，“挑刺”人简直就是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讨厌得很。
日本人也注意到了北京的异动。秘密访京后回到上海的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在（1899年）6月23日给东京发出了一份秘密报告，在请求东京给予刘学询、庆宽等人的访问以特别优待之外，也指出说：
“先前，我同刘学询同住一处，为御使冯某所知，遂直接上封事弹劾刘学询。皇太后召见庆亲王，告知弹劾刘某一事，并告知荣禄，他日卿亦会被弹劾，但无须顾虑之。另外，徐桐亦欲上封事，非难刘之行为。他还告知荣禄，荣禄使人劝止。由此可见，刘滞留时久，必至谣传百出，再生事端。因此，一接到贵电报，刘便整顿旅装，踏上南旋之途。果然，我等一去，便有御使十余名联合上弹劾奏章，直指刘学询与我往来沟通等事。”
在他发出该信之前，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已经在6月6日警告东京，刘学询等出访的真实目标已经泄漏，英国驻华临时公使前来告诉他，说是得到了秘密情报：“西太后并皇帝、庆亲王及荣禄，已决定与日本结为同盟，两位密使携带国书即将向日本出发，此事极为秘密，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在内均尚未知道。”
一旦无法保密，中日结盟将在两国遭到强烈的反对，尤其是中国的“名纪”，绝对不会放过这种安全、廉价地“抗日”爱国机会，一旦一拥而上，形成风潮，中日结盟将几乎永无可能。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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