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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他们主要洽谈的，就是如何将孙的黑道资源、刘的白道和红道资源、乃至日本的国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强强联手”
1899年7月26日，对于大清国访日代表团团长、赌王刘学询来说，或许是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日子。
这天上午，他觐见了日本明治天皇（参阅本专栏《中国赌王见天皇》）；当晚，他又秘密会见了流亡日本的孙文。
孙刘的会谈，是由宗方小太郎牵线安排的。宗方陪同刘学询等抵达日本后，就开始积极筹划孙刘的会谈。根据宗方的日记，孙文在7月16、18日两次拜访了宗方，商谈细节。而根据刘学询的回忆，宗方向他转告了已改名为高野的孙文的“思念”之情：“一别六年，深欲相见。”但刘学询认为“此次奉使命来，尚未觐见，似不便相见，不若俟觐见后，查考商务时偕来。”于是，他们的会晤被推迟到了刘学询觐见明治天皇之后。
宗方小太郎是著名的中国通，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力。甲午战争中，他不仅出色地在第一线完成了侦查北洋舰队动向等危险的谍报工作，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多份对华战略报告，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
觐见当晚，刘学询出席了在“红叶馆”举行的一个宴会。回到宾馆时，已经子夜1点，等到所有的随员就寝后，“乃邀宗方偕总理（孙文）来叙谈”。而宗方小太郎在7 月27 日的日记中记载：“同西乡内相访刘学询一行，同夜更深，伴孙文、刘学询密会，至午后一时始归。”这证实了两人会面的确被安排在天皇觐见的当夜（7月27日凌晨），并且足足谈了大半天，直到下午1点才散去。
在有日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孙刘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
根据刘学询的回忆，他问孙文：“现在中国与日本联盟，君之革命宗旨究为何?”
孙文回答：“我之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这句话其实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外交辞令。
还是刘学询痛快些，他说：“此诚彼此同心。然就现在事势论，若政治革命，无论何事，皆愿共努力，若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天下事当先为其易，而后图其难。今日之中国，惟求其自强，如日本斯可矣。”
刘所谓的“政治革命”，即大清朝野正在推行的改革，而种族革命，则是孙文一直在从事的“驱除鞑虏”的反满革命。
孙文并没有直接应对，而是“漫应之”。
两人更多谈论的似乎是康有为。孙文“详述康有为种种背负之事，并认定康之行动无非自私自利，敛钱肥己。”这显然很对刘学询的口味。
在这次会晤中，刘学询盛邀孙文回国发展。刘日后回忆说，在赴日之前，他就向庆亲王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说孙文此人“才堪大用，万不宜任其浪迹海外”。庆亲王将这份报告转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刘学询回国后，曾就这次与孙文的会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记录稿。但是，刘公开提交的会谈记录，其真实性十分值得怀疑。从国民党的党史记载来看，刘学询其人素有大志，甚至有“帝王思想”，他其实是顶着大清政府这个“壳”在做自己的“老鼠仓”。
在长达10多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中，而且有日本人在场，他们的会谈绝无可能只是围绕招徕孙文这个“海归”回国发展的事情，也绝无可能是刘请孙出手暗杀康有为的讨价还价——对康的任何行动，他们不可能当着一心促成孙康联合的日本人畅谈。
没有可靠的资料证明他们这晚到底谈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一、必定是符合孙刘两人的共同利益的；二、必定是符合日本的利益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他们主要洽谈的，就是如何将孙的黑道资源、刘的白道和红道资源、乃至日本的国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强强联手”。至于以改革为主的“政治革命”，和以推翻满清为主的“种族革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必须根据时机、尤其必须根据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调整步骤。甲午战争后到二战日本战败为止，日本对华政策的原则，就是多渠道地扶持中国的各派势力，以保持中国的内乱，便于操纵。这是四方（中、日官方；孙、刘双方）利益的大博弈，谁都想把别人当棋子，谁都在成为别人的棋子。
会谈中，孙文表示，将介绍刘学询拜访日本元老大隈重信，“欲刘证明康之乖谬”——其实，“康之荒谬”岂待刘学询去证明，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康与孙、刘一样，亦无非日本人的棋子而已。孙所希望的，正是刘所期盼的——与日本的高层更多接触，获得日本对自己的更多支持。
此后，孙刘二人多次单独会谈，日本人不再在场陪同。否则，日本官方也不必悄悄地通过刘学询包养的日本妓女阿菊去刺探两人谈话内情。根据刘学询的回忆，这种单独的秘密会谈，似乎进行了很多次，“自是总理（孙文）每于夜半来坐谈，至天明乃去”。后来，刘学询搬入了中国公使馆居住，孙文就不便出入了，就约刘在外晤谈，“每夜亦谈至夜后三时始别”。
孙文的资料中，没有留下会谈次数的记载。但在刘学询离开东京之前（8月28日），孙文曾致函犬养毅：“犬养木堂足下，今晚与刘学询会谈。彼欲于后日(30 日) 朝八时来拜会先生，并欲顺候大隈伯，托弟先为转达先生，祈先达大隈伯可也。”可见二人依然保持密切联络。
至于孙刘会谈的地址，在刘学询搬入公使馆之前，是在刘居住的帝国大饭店，而刘搬入使馆后，两人“在外晤谈”的场所就史无明载了。根据《字林沪报》9月23日刊登的一篇《密使近状》的报道称：“刘学询在日本所作所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详报，朝夕动静，纤细无遗。并闻都载于一册，因太秽乱不堪，故未向日人传播。据称，其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看来，赌王搞革命，也真是有声有“色”……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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