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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孙之间的东京密谋中，一定有某种令康梁忍无可忍的东西，也有令孙文心向往之的东西
大清代表团团长、著名赌王刘学询在觐见明治天皇的当夜（1899年7月26日子夜至次日下午），就与大清国的头号通缉犯孙文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会谈（参阅本专栏上期《赌王的革命“无间道”》）。
根据后来国民党的官方资料记载，双方至少进行了3次密谈——第二次在8月28日（《孙中山年谱》），第三次是在8月30日（《孙中山选集》）。而根据刘学询的回忆，“自是总理（孙文）每于夜半来坐谈，至天明乃去”，似乎应该更为频繁。
一个是流落异国的造反派、穷光蛋，一个是翎顶辉煌的外交官、大富豪，这一对香山老乡、曾经的朋友，无论他们会见了几次，究竟都谈了些什么？
刘学询倒是曾留下两份文件：一份是他回国后通过庆亲王向慈禧太后递交的“复命书”，其中记载了他与孙文会谈的内容纪要，但原件已不可考；另一份就是他晚年接受国民党党史人员采访时的回忆录，但可能被记录者进行了“和谐”处理，语焉不详。
从各种蛛丝马迹看，刘学询会见孙文，是得到高层授权的。刘孙第一次见面，是在刘下榻的宾馆里，这说明，刘根本无意回避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代表团回国之后，刘学询因与孙会谈，而遭到检举和弹劾，中央也密令驻日公使李盛铎进行调查，但最后对如此“大逆”罪行却轻轻放过，刘毫发未损。
其实，在回国后，刘学询向负责外交的庆亲王呈交了“复命书”，庆亲王又将这份文件转给了慈禧太后。而就是这份“复命书”，令一切针对刘学询“私通革匪”的指控都灰飞烟灭。
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发给东京的密电中提到：“据刘对我所言，目前，对庆亲王之攻击正炽。该亲王不该将刘为自己起草并手交之复命书，提交于两陛下。又有我在第161号电报中提及，刘及庆向总理衙门提出两人联署之复命书，向两陛下奏请前，本应将重要部分变更或者删除。刘学询虽有以上之担心，但也并不认为自身会有危险。他乃相信两陛下之决意，不可动摇。”
从这份电报看，“复命书”是刘、庆二人联名提交的。问题在于，庆宽似乎并未参与会见孙文的秘密使命。日本官方对代表团的监视报告提到：“二密使自从日比谷帝国大酒店移往公使馆之后，时时发生矛盾，常闹纠纷。庆宽对刘学询不满，‘其原因有三: 第一，二人在金钱上关系; 第二，刘学询百事独断，庆宽抱憾; 第三，刘学询屡次私会孙逸仙，谈事甚密。孙逸仙即革命党孙中山。庆宽有所不悦’”。而回国之后，庆宽指控刘学询在日本私会孙文。这些表明，在刘、庆联名提交的“复命书”中，绝无可能涉及刘孙会谈。
那么，是否还存在另外一份由刘学询单独呈交的“复命书”呢？
矢野文雄密电中还提到：“最近，驻日本的清国公使传电曰：刘和孙在东京秘密会晤，使西太后大为惊讶。据说刘到北京详细复命之后，清廷即下令刘氏不再同本件事情有关。”在另一份密电中，也说：“庆亲王在西太后询问使节复命之际，趁机将刘之复命书呈上，该陛下阅后，认识到该使节之成功及功劳。”可见，的确存在着一份谈论刘孙会谈的“复命书”。
根据刘学询晚年接受国民党党史专家采访时的回忆，这份“复命书”的题目就是《与孙文问答》。刘回忆说，庆王曾告诉他:“昨太后披阅《与孙文问答》一折竟日，且谓：‘今联日已妥，新政待举，正需孙文回国效用，他人尚优容之不暇，自己何独不能吸引之。刘某所陈甚是，李盛铎乃康党，故考之耳。’刘学询由京回沪，濒行，再上一折力保总理（孙文）。自是与总理电信往来甚密，且时接济总理所急。”根据这个说法，中央密电李盛铎调查刘孙会谈，不是出于对刘的不信任，反而是对李这位“康党”的不信任。
这份《与孙文问答》“复命书”，如今已不可考：清廷的文件中无所查找，而在刘学询的回忆访谈录中，也记录得十分含糊。这倒令后人可以再度假设：国民党将这么重要的会见都略去细节，反而证明其中必然涉及了一些应该“为尊者讳”的内容——也就是说，刘学询所回忆的刘孙会谈内容，对塑造孙文的“神格”形象并没有好处。
他们究竟谈了什么？
从刘学询回忆录所转述的慈禧太后话语看，清廷似乎是希望孙文能在此“新政待举”之际“回国效用”。这倒不是臆测，在戊戌政变之后，康梁逃亡海外，为了争取外援及抬高自己身价，他们开始了一连串的公关炒作，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虚构出了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故事，一个以光绪为首，一个以慈禧为首，而他们就是以光绪为首的正确路线的忠实、并且主要的执行者，慈禧则被他们描绘为嗜权、秽乱的妖魔。这种抹黑宣传的杀伤力，与孙文那种仅靠黑道进行的“革命”相比，更为严重。
9月23日上海《字林沪报》的一则报道，却涉及了刘孙会谈的更深层的内容：“其（刘学询）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每当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日本）警察署事后对阿菊审问，据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不知今竟如何云云。”
如果此报道属实，则刘孙会谈除了谈孙文回国当“海归”之外，还谈到了另外两个更深的问题：一、孙文刺杀梁启超，以此作为投名状，获得体制内的“大权”；二、刘学询再资助获得大权的孙文造反起事。
后世学者一般认为这篇报道并不准确。首先是这位日本妓女阿菊，如何能听得懂刘孙二人的香山话密谈？其次，“孙有党徒数十万人”亦过于夸张；第三，此时康有为已经离开了日本，梁启超留守，而在日本人的全力撮合下，孙、梁两人正在探讨合作，关系飞速升温，孙绝无可能接受任何刺杀梁启超的委托。
但是，政治是现实和复杂的，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续对支回顾录·柏原文太郎》的记载，刘孙二人的确探讨了清除康有为。对刘来说，这是公务兼私愤，对孙文来说，这是筹集军费的渠道。
无论刘孙二人讨论什么，值得注意的史实是：半年后，刘学询就被康梁列为头号暗杀对象，同时，刘孙二人也在积极合作，甚至计划推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显然，在刘孙之间的东京密谋中，一定有某种令康梁忍无可忍的东西，也有令孙文心向往之的东西……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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