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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与中国相提携，共图东洋独立的策略，是最为愚蠢的。中国就像犹太人那样，尽管民族还存在，但无法保有自己的国家……”
赌王刘学询率领大清代表团出访日本，试图缔结中日同盟，这是中日两国不少“兴亚主义”者所热望的。然而，当他们希望中日两国能够明媒正娶、缔结美好姻缘时，日本政府却早已确定了一个基调：只调情，不结婚。
1899年5月27日，就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秘密入京，与庆亲王、刘学询等洽谈细节（参阅本专栏《东京北京地下情》）的同时，日本外务省的秘书三桥，奉外相之命，携带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发来的密电，向正在养病的首相山县有朋做了汇报。当日，山县有朋发出了一份秘密指示，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中日结盟的看法。
当时，东京还没有得到北京高层对中日结盟的确切意向，只是知道中国将派遣代表团赴日。“清国皇帝陛下派遣特使前来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山县有朋分析，“根据如今中国的形势推测，由于其目前步履维艰，很可能会为了依靠我国来抵御列强的蚕食鲸吞，而提出和我国缔结盟约的要求。这一推测应该大致准确。”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十分准确。
山县有朋认为，对于中国密使，首先要“酌情予以礼遇”。但是，对于中日结盟，他认为“必须对当今欧洲、清国以及我国的形势进行研究，然后制定我们的政策，以期万全。”
时年61岁的山县有朋，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战略指挥者之一，最早提出日本“利益线”。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4年，他就向明治天皇上奏：“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从中国手里夺取朝鲜这把“刺向日本的匕首”。这成为他第一次组建内阁、出任总理大臣的基本施政纲领，奠定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基础。（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透视中日战争》）
如今，他再度用“利益线”来分析国际大势，判断中日结盟的前景。他认为：“欧洲列强中，与中国最具有利害关系的是英俄两国。俄国已经改变了其外交战略,将主要力量集中放在东亚，而将欧洲置于第二位的政策。去年，俄国突然提出了召开和平会议的主张,该会议现在正在荷兰召开（即海牙国际和平会议）。这是因为俄国试图谋求欧洲强国之间相安无事，以便将全副力量放在东亚，修筑炮台、修建铁路、开发矿山，扩充其利益线，以为将来之准备。其意图不外如此。”
山县有朋对俄国的意图分析，十分精准。此时，日俄已经互为第一假想敌。自从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之后，俄国就一直在遏制日本，而最令日本无法容忍的是，它从《马关条约》获得的辽东半岛，在俄国联合德国、法国干涉之后，被迫退还给中国，而随后又被俄国实际控制。全世界都知道，日俄之间必有一战，只是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随后，山县有朋分析道，中国最后必将被列强所瓜分，“欧洲列强在清国的版图之内进行利益线扩张，最终必然将使清国的地图被分为红黄蓝诸色，这是非常明确的。清国将来就与犹太人一样，国家灭亡了，但民族还存在，这也是可以断定的。由此看来，我国也必须为未来预留地步，必须采取措施，尽可能扩充我们的利益线。”
也就是说，既然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被瓜分，日本就必须积蓄力量，等着争夺自己的那一块。早在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之时，不少人就认为亚洲如不变革，必将被欧美列强瓜分亡国。这种担忧所激发的“救亡”激情，是明治维新的基本动力之一。但基于这种担忧，却形成了两种对华政策：一种认为日本应该效仿列强，崛起后加入到瓜分中国的行列中，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另一种认为，日本应该携手中国，帮助中国加速改革，共同对抗白种人的侵略，避免黄种人被奴役和被灭亡的命运。山县有朋是前一种的代表，伊藤博文是后一种的代表，但他们都认为，必须首先征服中国，这也是他们共同发动甲午战争的基础。
山县有朋虽然认识到了日本的首要目的在于参与瓜分中国，但他提出：“眼下我国的国情，正是处在整理财政、扩张军备的时期，因此，我国外交政策上要采取最为适宜的方针，用几年时间，专心从事财政整理和军备扩张，必须竭力避免与外国发生摩擦。”
山县有朋认为：“对于清国的特使，要努力不伤害其感情，保持与清国交际上的亲密关系。对于清国，在有机会扩充我利益线的时候，必须毫不懈怠，决不能放过。但是，如果清国与我国的关系亲密得过了分，将会使欧洲列强产生日清结盟、共同对抗欧洲的怀疑。这一来，不仅最终会导致人种之争，还会在眼下在海牙召开的和平会议中对我国产生不利的结果，因此不能不小心。”
山县有朋的这一顾虑，正是困扰日本对外政策的最大因素。甲午战争之后，俄国和德国就竭力渲染“黄祸论”。“黄祸论”的基调认为，一个已经崛起的日本，如果与庞大的中国联手，将会重演成吉思汗横扫西方的“黄祸”。因此，他们的基本对策是分化中日，竭力避免中日联手。在李鸿章1896年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时，日本代表团团长正是山县有朋，其后两人又先后访问德国。李鸿章受到了两国的高规格接待，而山县有朋则受到了冷遇，其背后就是俄、德分化中日的战略意图。日俄形成对峙后，俄国的一大策略也是在西方渲染“黄祸论”，试图将日俄对抗解读为黄种人、白种人之间及东西方之间的对抗。而日本则竭力消除“黄祸论”，其盟国英国也积极配合，指斥俄国“黄祸论”的无稽。
抗俄实际上已成为日本的战略重点，山县有朋绝对不会允许中日结盟破坏这个战略。何况他认为：“即使我国的财政兵力都允许，所谓与中国相提携，共图东洋独立的策略也是最为愚蠢的。如前所述，中国就像犹太人那样，尽管民族还存在，但无法保有自己的国家，这在很早之前在有识之士之间已经形成定论。即使能够保存现在的版图，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都将被列强蚕食。在东洋真正能够保持独立的，只有我国。在对欧洲，以及清国的外交政策上，我们必须慎重再慎重，以期防止国家遭受挫折。”
因此，他最后认为：
一、应该接待清国皇帝的特使；
二、对于日清结盟等一概避免，另外要十分注意，切不可使欧洲列强对此产生任何疑问
三、也要十分注意不可伤害清国之感情，决不放弃任何机会以扩充我国的利益线，以为今后地位的巩固预留地步。
这实际上注定了刘学询缔结中日结盟使命必将失败。但是，对于怀抱异志的刘学询和孙文等，日本显然寄予了更大的期望。因此，刘学询此次访日之行，成了中日两国各种派系复杂缠斗的战场……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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