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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和盲动的改革，会削弱中国最为重要的中央权威资源。“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赌王刘学询率领大清代表团，在日本的访问十分丰富，几乎与日本政、经两界的所有大腕都见了面。根据其日后公开出版的《游历日本考查商务日记》，可以整理出他与日本政界名人的交往如下：
7月18日（农历六月十一日），拜访外务大臣青木周藏；
7月19日（六月十二日），拜访前总理伊藤博文；
7月22日（六月十五日），拜访总理大臣山县有朋；
7月25日（六月十八日），拜访司法大臣青浦奎吾；
7月26日（六月十九日），觐见日本明治天皇，同日拜访农商大臣曾弥荒助；
7月28日（六月廿一日），总理山县有朋设午宴款待；
7月29日（六月廿二日），拜访内务大臣西乡从道；当日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设晚宴款待；
7月30日（六月廿三日），枢密院顾问官、前外务大臣、驻华公使榎本武扬、日本在华“浪人之父”岸田吟香设晚宴招待；
7月31日（六月廿四日），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回访；
8月1日（六月廿五日），内务大臣西乡从道回访；
8月5日（六月廿九日），司法大臣青浦奎吾设晚宴招待；
8月6日（七月初一），再度拜访外务大臣青木周藏；
8月11日（七月初六），拜访陆军大臣桂太郎；
8月29日（七月廿四日），再度拜访前总理伊藤博文，专门辞行……
这一连串密集的会见中，刘学询主要谈论的是友谊、睦邻，而日本人更为关心的是利益，这种利益关注几乎都集中在中国的改革上。刘学询与伊藤博文的第一次会谈，时间长达4小时15分钟；与外相青木周藏的第二次会谈，更是长达7小时，超过了任何会谈。
这两位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究竟都与中国赌王谈了些什么呢？大清代表团的副团长庆宽回国后，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记录了这两次会谈的要点。
首先就是日本对中国改革的极度关切：
“日本外部大臣青木周藏，及侯爵伊藤博文面告云：敝国自强之法，在整顿财赋、学校、练兵、制造、商务各大端，皆由欧洲各国考查而得。二十余年心血，将弊病尽行剔尽，今虽蒸蒸日上，然尚有未能尽善之处。从前曾向贵国领事说过，贵国政事若不变通，目前虑有战事。该大臣置若罔闻，遂误事机。现在东方时局可畏之至，再不即时振作，诚恐大变猝来，讲求更不易也。况两国唇齿相依，非彼此富强，不能保全东方大局。理财练兵各事，切不可再缓。此次二位既来考查，万不得敷衍塞责，切要回国请庆亲王切实奏明，将应办之法，即时仿照举行，力求自强，他国闻之，必能敛迹畏惧也。”
青木和伊藤的口气，宛如教育小学生。庆宽说：“青木、伊藤告语谆谆，意殊迫切。”而且，庆宽“熟察词气之间，冒昧揣度，若我国毫无举动，恐日本以我无自强之望，即当另谋他策，似有将用康梁、孙文之意。”庆宽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清政府、康梁、孙文，其实就是日本手上的三张牌，相互牵制，以期达到日本的利益最大化。
伊藤博文对中国的改革，倒是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伊藤云：理财一端，近闻贵国派大臣到各省筹饷，裁并一切，皆是督抚应办之事。刚大臣虽竭力搜刮，所筹之款，无济于事，且裁撤学堂，更是不振之道。且不论学堂有益无益，目下正当鼓舞人心之际，多设学校，教化人心，始是自强之道，若裁学堂，是大寒自强之心也。
“伊藤云：敝国维新之前，全国进项三四千万元，刻计经营，二十年来，进项增至四倍。敝国幅员，不过贵国一二省土地，贵国若能将敝国理财掌握，酌量仿办，何患饷不敷用。”
但在最后，“伊藤侯函告云：本大臣要到北京，参见皇太后、皇上，呈请变政事宜。复经外部书记官（木酋）原陈政告知，伊藤侯自愿，即时到北京去。”
伊藤博文要自愿去北京，吓坏了庆宽。上一年的戊戌政变之前，这位日本政治家赶到北京，光绪皇帝起意要聘请他担任顾问，这也是导致政变的一大因素。有学者甚至认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动力之一，就是要防止日本借帮助改革之名，渗透到中国政府之中。因此，庆宽说：“伊藤骤然来华，事非便利，奴才闻之，深为惶虑，当即与李盛铎商量，暂为阻止。即经会同李盛铎回覆云：贵大臣位高爵尊，不宜轻动，倘骤至北京，必至又生谣言。候奴才回国，将大臣好意，据实回明庆亲王，代为转奏。俟有何回命，仍由庆亲王信达贵大臣可也。”
值得注意的是，庆宽在报告中，指出了日本人正在促使孙文与康梁合流：“奴才访得逋逆孙文，时于新旧金山及南洋各处，勾结匪党，煽惑人心，敛钱设会。近日时常盘聚日本，联络商民，与王照、梁启超等往来勾结，立会煽惑等事，并倚日本壮士党为声恃，大偎伯爵、犬养为护符。并闻，伊藤虽不同党于该匪等，亦有羁縻之意。又传闻孙逆于春间，改换西服，游历长江一带，勾结山东、湖南、四川会匪，谋为不宄。谣言之甚者，谓内外勾结不下四、五十万人。传言虽无实据，然内而各省，外而各国，皆有所闻，究亦不可不防。”
庆宽的报告，其实并未能传递两次会谈的关键。刘学询晚年在接受国民党党史人员访谈时，回忆道:伊藤认为中国如果不改革自强，瓜分及崩溃就会迫在眉睫，但是，中国军队外强中干，无法对敌作战；而中国人口的资源虽远超日本，其税收却不如日本，其中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纳税并非出于自愿。
刘学询也回应说，中国改革的失败，在于改革者的草率浅薄、敷衍塞责，而不是极端守旧派的抵制，康梁等人纯粹是打着改革旗帜的夺权者和政治投机者而已。
对于刘学询的这种观点，伊藤博文似乎接受了。10年后（1909年），当他在哈尔滨被朝鲜刺客刺杀前夕，还在谆谆告诫中国的官员：无序和盲动的改革，会削弱中国最为重要的中央权威资源，中国必将在3年内崩溃。他的预言，果然精准地应验了。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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