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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后的保驾护航下，对于刘学询的种种责难和弹劾灰飞烟灭。但是，刘学询毕竟没能实现出访日本的秘密使命，而且身陷政争漩涡
大清赌王刘学询再度成为纪检官员们攻击的靶子，不过，这次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且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私通“匪人”。
“匪人”就是孙文。根据刘学询日后回忆，当时居然有多达36名官员，上奏弹劾他密会孙文阴谋推翻政府，这可是诛杀九族的谋逆大罪。
御史上奏说：“近闻该员（刘学询）由沪起行，与姚文藻、姚赋秋结伴，乘坐轮舟，同到东京，同居客寓。姚文藻系上海人，素通日本，甲午之役曾在日营充当头目，与我军接战，人所共知者也。该员等旋移寓与广东逸犯孙文同住，过从亲密，又与该犯同在妓馆久作狎邪游，日人物议滋多，毫无避忌。其后，虽由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带见外部办事，而其先外部实不允晤面，甚有鄙薄之语。且东洋报纸，将该员等平时劣迹及在东之行为污垢，屡列甚详，盖甚鄙之也。窃思往来投赠，亦属睦邻所常有……刘学询等任性妄为，既敢与罪人交游，又复溺于声色，朝命不顾，国体何存。”（《请饬驻日使臣李盛铎确切查明刘学询在日劣迹片》）
问题是，御史们是如何知道消息的？如果他们是道听途说，为何又能够精准地将刘学询代表团的副团长庆宽排除在弹劾之外？显然，他们一定是得到了刘学询访日使团的内部消息。
这个消息的来源，极有可能就是庆宽。因为这位副团长也对刘学询极为不满。日本外务省的报告称，还在日本时，刘庆二人就已开始大闹矛盾，庆宽对刘学询不满，“其原因有三：第一，二人在金钱上关系；第二,刘学询百事独断，庆宽抱憾；第三，刘学询屡次私会孙逸仙，谈事甚密。”
刘学询代表团回到国内没几天，上海的《字林沪报》就指责刘学询，一是他在东京“嫖娼酗酒，至所奉公事，却置之不问”，二是“伊与孙文，谊属同乡旧交，堪称莫逆，故每逢夜深人静之际，刘学询则于私处会孙。刘氏至，二人则户闭密谈。故日本人闻之，举国哗然，诮谤腾沸。”这篇报道还说庆宽“很不以刘氏之行为然。故二人意见不和，渐生嫌隙，时日既久，成见日深，反目为仇。迨回上海，刘竟命其私党三人，暗中与庆同住，察其动静，予为监视。”
这些信息，只能证明庆宽对刘学询会晤孙文之细节不知情，却并不能说明刘学询的行为越位。从头开始，刘学询并未刻意掩饰自己与孙文的来往。刘、孙第一次会面的地点，就安排在代表团下榻的帝国大饭店中，代表团其他人员虽不能听到细节（“耳”）、却一定能看到（“目”）这不同凡响的一幕。刘学询在回忆录中甚至说，访日期间，如果他离开宾馆前去考察，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还会帮他代接孙文的电话。
唯一的解释是，刘学询会见孙文，实际上已经奉有更高层的命令，但庆宽等人不得参与，也不得与闻。这导致了对刘学询的弹劾，当然，也导致这种弹劾毫无作用。
吊诡的是，接到了这些弹劾之后，中央居然还密电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要求他查证刘孙会谈之事。李盛铎自然实话实说，刘孙不仅见过面，而且次数不少，但谈话内容不详。在李盛铎“调查”的背后，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一、中央有人并不知道刘学询所承担的秘密使命，被这种明显的叛逆行为震惊了；
二、即使对刘学询的秘密使命有所耳闻，出于某种目的，也装作不知，而借机整肃刘学询及其幕后的支持者。如果是第二种原因，则刘学询已经卷进了中央的政争之中。
日本人也注意到了这种动向。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密告东京：“据可信途径得知，一些满人中，最近对刘、庆密使反对的势力力量大增。其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针对庆亲王及杨崇伊。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们，由于该秘使在他们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派出而感不满。”
矢野文雄的分析是正确的。种种迹象显示，要借机给刘学询穿小鞋的，正是荣禄，而荣禄的真正靶子是庆亲王。
刘学询使团的秘密使命，完全由庆亲王和杨崇伊单线联络，这对荣禄乃至总理衙门内的其他大臣，当然是一种羞辱。刘学询个人就坚信，荣禄的不满，就是出于对蒙在鼓里的极度愤怒。刘学询还认为，李盛铎对他的个人偏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盛铎在回复中央的密电时，在承认刘孙会谈的同时，却宣称刘孙行踪诡异，追查不易，这等于是在中央给刘学询下药。
更为惊人的是，刘学询日后相信，李盛铎不仅是荣禄的密探，帮助荣禄整自己，更可能是康有为的同情者甚至同路者。戊戌变法前，李盛铎的确曾经大力支持过康有为，但在戊戌政变时却反戈一击，算是划清了界限。但是，李盛铎此人的政治面貌和组织站队，一直十分可疑。曾经协助康有为流亡的日本浪人宫崎滔天回忆说，当李盛铎出任驻日公使的消息传到康有为耳朵里时，康有为大为恐慌，认定了李盛铎是荣禄的心腹，出使日本就是为了追杀自己，如果日本政府不能拒绝李盛铎的出使，则康有为宁愿先往英国流亡，而不是日本。
日本人也立即搞清了情况，矢野文雄向东京报告说：“荣禄曾秘命驻我国之清国公使发出该使节必将失败，且欲使人相信刘学询有罪之电报，但荣禄之秘计被向西太后揭露，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在庆宽归国后，该秘计仍照行不误。荣禄等为把刘倾覆而竭尽全力，千方百计，但时至今日，仍不奏功。”
在太后的保驾护航下，对于刘学询的种种责难和弹劾灰飞烟灭。但是，刘学询毕竟没能实现出访日本的秘密使命，而且身陷政争漩涡，慈禧太后下旨，他必须在10天之内赶赴湖北，交湖广总督张之洞“差遣委用”，协助张之洞制定当地与日本发展贸易的规划。显然，这既是对荣禄一派的安抚，也是对刘学询的特殊保护。
此时已是1899年的年底，义和团浪潮正在华北大地。从甲午战争失败后一直坐着冷板凳的李鸿章，突然被慈禧太后下令调任两广总督。时人与后人多以为这是“顽固派”要将李鸿章赶得更远，以便他们操纵朝局。京中大佬中，似乎只有荣禄一人识破其中奥妙，他告诉李鸿章说：“南海虽边远，实一大都会，得君往，朝廷无南顾之忧。君行将高举远引，跳出是非圈外，福诚无量。”
就在李鸿章“跳出是非圈”的同时，慈禧太后又下旨，刘学询调任广东，由李鸿章“差遣委用”。刘学询是广东白道、红道、黑道上路路通的老大，要实现“朝廷无南顾之忧”，李鸿章也的确需要刘学询的支持。
显然，与李鸿章关系不错的荣禄，并没有阻挠刘学询的重用。其实，荣禄压根儿就从没把刘学询当作对手，符合他这个级别的博弈者，是庆亲王、李鸿章等“大腕”，赌王刘学询只是棋子而已。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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