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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藤的记载中，刘学询的日本之行是一次亏本的买卖。但是，这位似乎只关注生意的中国赌王，却在初识的日本汉学家面前，毫不隐晦地评价了几位中央领导
赌王刘学询的财富，显然给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留下了深刻印象。
内藤在上海与刘学询见了面，他记载道：“刘氏家产据中国人所说，有七百万两左右，一文不投于中国事业，尽存于外国银行。其邸宅在沿大马路郊外闲静之地，西洋风格高厦，现在修缮之中。”
这是可信的史料中，少数明确提及刘学询家产数额的信息之一。700万两，比起胡雪岩传说中的2000万两来说，只有三分之一，约相当于如今人民币14亿元，排不上富豪榜的前100名。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笔巨款。
内藤与刘学询在上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1899年的11月了，距离刘学询率团访问日本回国，过去了3个月。这3个月，刘学询几乎都是在风口浪尖度过（参阅本专栏《太后为赌王“护驾”》），刚刚从北京返回上海。而内藤湖南则是刚结束在长江流域一个多月的考察，返回上海。
一个月前（10月12日），中央下令将刘学询交张之洞“差遣委用”。因为是中央直接交办，作为受托人的张之洞，自然对刘学询另眼相看，同时也有监督训导的职责。当然，张之洞与刘学询关系之深绝非一般，这也可算是鱼入池塘（参阅本专栏《幕后“金手”》）。根据刘学询自己的记载，慈禧太后明确告诉庆亲王，这是对刘学询的一种保护，让他远离京城的是非窝。
内藤湖南家学渊源，祖父和父亲都有着极高的汉学修养，他本人从5岁开始读《四书》、，9岁能作汉诗，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记者。他的《近世文学史论》、《诸葛武侯》、《泪珠唾珠》等著作，影响不限于日本本土。后来（1907年），内藤改行转型，进入新成立的京都大学筹备东洋史学科，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京都学派”。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内藤提出了很多理论与方法，被统称为“内藤史学”，对后世影响极大。
1899年的这次访华，是内藤湖南总共10次访华中的处女航，总共在中国呆了3个月，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武汉、杭州，凭古吊今，唱和应酬，十分活跃，结交了中国大量名流，如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王修植等，也包括刘学询。
在内藤湖南记载首次访华的《燕山楚水》（又名《禹域鸿爪记》)一书中，记录了他与刘学询一个半小时笔谈的梗概。刘学询似乎并未谈及他访日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中日结盟，更多谈的是中日的经济合作。
内藤湖南记载道：“据（刘学询）云，其使命主旨乃希望从经济上成立日清两国联合，额奏者前后群起，所幸两宫明察，幸免于祸。驻日李星使（即李盛铎）为刘氏周旋于日本外务省，其归后，立刻参奏朝廷，其第一目的为设立日清银行，更及铁道矿山等各种事业。其使命之归于失败，自不待言，见其希望事业之无结果，固知无成效。吾少有所思，问中国通商银行性质如何，是为盛宣怀之私有物乎？刘氏谓是元为中国通商而设，创立之际，余等亦曾尽力，并被委以督办，其后终被算做盛氏银行，不合当初目的。余已辞职，今无关系，颇有不满于盛氏之意。按彼此次使命，应亦有对抗盛氏之意。”刘学询担任“中国通商银行”督办一职，在1887年因拖欠赌博承包费而被康有为等人举报后，就已经辞去。
刘学询此次访日，在复杂的政治使命之外，的确也承担了经济使命。他大量考察了日本的金融、司法、军工、矿业等，并在其著作《游历日本考查商务日记》中多有记载。如7月24日（农历六月十七），考察了协助中国印刷纸币的“王子造纸厂”，这是由三井会社等设立的，掌控了日本全国3/4以上的洋纸生产；8月14日（农历七月九日），考察日本银行，参观银行的地下保险库，该行总裁还向他赠送了银行条例书、上一年度报告、整理国债及军事公债查考书，甚至还给他抄录了银行的秘密章程；8月10日（农历七月初五），考察了著名的棉纺织大企业钟渊纺织会社；8月22日和23日（农历七月十七、十八），他在足尾铜矿足足考察了两天；9月2日（农历七月廿八），在返国途中，还考察了川崎造船厂。
在内藤的记载中，刘学询出访日本的主要目的，似乎只是“以日本之信用为基础，于财界大展宏图”，但最终却失望而归，“素望亦归于水泡，徒为缘关节空费数十万金，实为遗憾。”如此看来，刘学询的日本之行是一次亏本的买卖。
但是，这位似乎只关注生意的赌王，却在初识的内藤湖南面前，毫不隐晦地评价了几位中央领导：
——庆亲王VS荣禄：“问传庆王与荣中堂不相善，如何，答曰庆王于此次使命亦曾尽力，虽颇望输入文明，然其势孤立，行动掣肘。虽未明言与荣禄不善，但应为事实，风闻荣禄引盛宣怀、袁世凯等参与其议，知不全为讹传。”荣禄与庆亲王争夺中枢大权，此时已不是秘密，刘学询访日肩负中日结盟秘密使命，荣禄却毫不知情，这自然令其十分难堪；（参阅本专栏《太后为赌王“护驾”》）
——李鸿章VS张之洞：“刘氏极口推赏李鸿章，云张之洞顾虑声名，优柔不断，李则无此弊，传其主持与俄国结交之议，全为讹传，东洋百年大计乃李所深虑，暗中辩解李无敌视日本之意也。”其实，李鸿章早在1896年出席沙皇加冕庆典时，就已经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密约》，以刘学询的级别，自然无法得悉这类高级机密，即使得悉，亦不敢透露给日本人。
对于刘学询本人，内藤湖南似乎颇有好感：“刘氏相貌敏锐威严，无丝毫骄矜之处，略显谦卑，可谓与其出身地位相应也。”而在会谈中，内藤湖南也感觉到刘学询在不少问题上“含糊不明言”，但“由其语气则清廷内外事务、其使命廷议以及刘氏希望，可闻其大概，对我（日本）极为有利。”
刘学询根本就没向这位日本汉学家透露任何重要信息。就在内藤湖南以为刘学询的访日之行是“亏本外交”时，刘学询却收获了另一个更大的政治硕果——他们谈话不久，中央改变了任命，刘学询被交给李鸿章“差遣委用”，自此成为李鸿章圈子里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而一场更大规模的风暴正在天边云集，即将席卷大清国，也席卷李鸿章及刘学询本人……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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