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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刘学询被列为保皇党的首要暗杀目标，称为“南猪”，与慈禧、荣禄等“北猪”相对应。
1900年4月5日（农历三月廿六），广州码头。
一声枪响，刚从澳门返回的赌王刘学询胸部中枪，当即倒地。刺客向空中抛洒银元，因枪声已趋混乱的人群，此时又忙着抢钱，更是混乱，凶手乘机成功逃脱。
刘学询被紧急送往医院，幸有内衣保护，子弹仅入皮肉浅层，虽然流了不少血，毕竟捡回了一条性命。李鸿章在当日发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认定刺客一定是康有为所派：“盖此等事为新党仇恨，下此毒手。”
刘学询的确被保皇党列入暗杀名单之中。他这次去澳门，为的是打一场官司，对方则是潜逃到澳门的大清国政治犯、原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经元善犯案，是因为干涉了中央对接班人的安排。1月24日（农历腊月廿五），中央宣布正式册立溥儁为大阿哥（“己亥建储”）。这是1898年戊戌政变以来，经过近两年的权力斗争后，慈禧太后被迫接受的妥协，而大清国朝野都清楚，这实际上是为光绪皇帝选的接班人兼掘墓人。
法定接班人的消息公布后两天（1月26日），经元善就联合马裕藻、叶瀚、章炳麟、蔡元培、吴眺、唐才常、丁惠康、黄炎培等1231人，联名通电，反对册立大阿哥。这大大触怒了中央，中央随即宣布缉拿“逆党”经元善，经元善逃入澳门。
尽管经元善长期是李鸿章的部下，尽管李鸿章本人（也包括慈禧太后）也不愿意册立大阿哥，但形势比人强。因此，刚刚到任8天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只能承担起缉拿经元善的脏活。
李鸿章很清楚，如果以经元善“电奏干涉国政”的理由，则澳门当局“恐不肯交”，而只能“以经元善骗诱拐电局公款逃匿”的理由，要求澳门当局协助逮捕并引渡。于是，两广总督衙门向澳葡当局提交了文件，指控经元善贪污了37000元（约值如今人民币518万元）。澳葡当局随即逮捕了一直被保皇党严密保护的经元善。而清政府如果不能进一步提供足够的证据，澳葡当局不可能将经元善引渡，甚至不可能进行判决。
这件脏活就交给了刘学询。刘学询被刺前，就是在澳门准备开庭，他聘用了一名葡萄牙律师，同时，也要求掌握证据的上海电报局经理周万鹏，带着证据赶往澳门。
其实，冲在第一线的刘学询，在这之前就成了保皇党的暗杀目标。刘学询访日失败后，中央并没有放弃缉拿康有为的计划。并且，因为保皇党利用中央的人事调整，打出了保卫光绪皇帝的“勤王”口号，加大了武装暴动及暗杀的力度，慈禧太后及荣禄等中央核心，都被列入暗杀名单。双方的矛盾日趋尖锐，中央将缉拿、甚至暗杀康有为的任务，交给了李鸿章，而李鸿章又交给了刘学询。刘学询的计划主要试图依靠孙文的力量，孙文也已经答应。在刘学询长子刘恩信所收藏的一则电文副本中，有一封孙文化名“张宣”发给刘学询的电报：“机局尽变，非亲行不能诱致，非五万不能自如，能否照给，祈即覆示。”
1月24日，也就是册立大阿哥的同一天，中央发布上谕，悬赏10万两捉拿康梁，死活不论。这令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尖锐，保皇党制定了以牙还牙的策略。而广东，作为康梁的老家和活动基地，保皇党正预备在此起兵勤王，即不久后的自立军暴动（发动地点改到了湖北）。这令刚刚上任的李鸿章和刘学询立即处身风口浪尖，李、刘二人竭力镇压，而被列为保皇党的首要暗杀目标，在密信中被称为“南猪”，与慈禧、荣禄等“北猪”相对应。
刘学询此时在广东的行情继续看涨，除了成为李鸿章最为信任的助手之外，他的赌博事业日益壮大。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鸿章，经中央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增加财政收入。除了早已公开经营“闱姓”赌博方式之外，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赌徒们早已喜闻乐见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刘学询担任大股东的“宏丰”公司，除了已经承包经营的“闱姓”之外，还承包了山票、铺票的经营。
对于李鸿章到任后全面开赌，梁启超在日后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这是李鸿章“最流毒于粤人者”：“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孟子曰：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人于刑哉？扬汤止沸，施薪救火，其老而悖耶？不然，何晚节末路，乃为此坏道德损名誉之业以遗后人也。或曰：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夫淫风固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女闾；盗风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山泊。此等义理，李鸿章未必知之。知之而复为之，则谓之全无心肝而已。”（《李鸿章传》）
这是梁氏日后的指责，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官方与保皇党之间，已经展开短兵相接，李鸿章也是病急乱投医，抓住一切资源，应对即将到来的疾风暴雨。无论开辟财源，还是抓捕康党，刘学询都是李鸿章的得力干将，甚至比李鸿章还要起劲。而刘学询的安全保卫，毕竟不如作为封疆大吏的李鸿章来得严密，保皇党很自然地将他当作最可下手的“南猪”。
梁启超对刺杀刘学询十分积极，他在发给保皇党的准军事机构澳门总局的函件中，明确提出：“刘豚（刘学询）为肥贼（李鸿章，因是合肥人而被称李合肥）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卯金（即刘，刘学询）富而多谋，今以全力图我，阻力只打过于荣（荣禄）——以其近也，不可不先图之。”
刺客的枪声响了，刘学询倒在血泊中，却侥幸逃得性命。吊诡的是，这么一个在广东黑白两道都很趟得开的人物，从现有的各种史料来看，似乎从未想过对康梁以牙还牙，虽然即使从报私仇的角度看，他有足够的资源、能力和动机。这也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当刘学询躺在医院病床上时，4月23日，李鸿章宣布建立广东商务局，刘学询出任局长（总办）。而在北京，一场红色风暴（义和团）正在聚集……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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