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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东的地头蛇，刘学询白道黑道路路通，他要帮李鸿章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铁拳“打黑”，打造一个“平安广东”，树立李鸿章的威信
赌王刘学询更忙了。
自从被中央交由两广总督李鸿章“差遣委用”后，他就成了李鸿章最为重要的助手。作为广东的地头蛇，刘学询白道黑道路路通，李鸿章要在广东为中央经营一块根据地，令“朝廷无南顾之忧”（参阅本专栏《李鸿章大赌》），就必须依靠刘学询的大力帮助。
而刘学询要帮李鸿章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铁拳“打黑”，打造一个“平安广东”，树立李鸿章的威信。
此时，广东的“黑恶势力”十分强大，“粤东盗甲天下”这一困扰广东历届官员的首要难题，同样摆在李鸿章和刘学询的面前。
张之洞在1885年担任两广总督时，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粤东山海交错，民情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岑春煊在1898年出任广东布政使，陛辞时光绪皇帝嘱咐他：“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岑春煊到任后，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多次表示“广东盗风之炽，甲于他省。”
媒体对广东治安的败坏，也是深恶痛绝。1897年1月22日的《申报》，在《论广东盗贼之多》一文中说：“近来广东之盗贼横行无忌，甲于各省。”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1899年10月21日，澳门《知新报》的《纪粤盗愤言》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粤盗之案，其不报不详者且勿论，即如报章所载，几于无日不书，无地不有，墨为之罄，笔为之秃，已令人可惊可骇。”
自入清以来，广东长期活跃着号称“反清复明”的众多地下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帮会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了更为纯粹的黑道。粤海关在一份报告中也说：“这个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拥有无法无天的坏名声，而且自古以来一直是‘海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土匪出没的所在。”
打家劫舍的“盗匪”与帮派会党合流，成为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声势浩大。1900年8月15日的《知新报》在《警耗汇闻》中说：“三点会者，聚众万计，无处无之，会中人军械颇多，抢劫频仍”。
这些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等，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俨然成了“二政府”，令广东实际上处于黑白两道共管的局面。
“黑道”盛行，不稼不穑，成为广东社会的巨大问题，民众不仅要供奉穿制服的政府，还要供奉这些不穿制服的“二政府”，这两种“政府”的界限也随着内忧外患频仍而不断模糊。
以军警为例，为了应对列强入侵和维持社会稳定，广东与全国一样，不时需要招兵买马扩充军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军中，这虽然有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却令军纪更为败坏。士兵公然穿着军服入室劫掠的报道，也时常见诸于报端。
而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往往在内忧外患略有好转后，就立即遣散新募的军队，却又难以妥善安置退伍军人。这些军人，无论之前出身黑道还是白道，此时面临着下岗，不少干脆带着武器加入了帮会。张之洞曾报告中央：“近年海防多事以来，各路投营遣撤之游勇，纷至沓来，纷纷勾结土匪，打单吓财，入村拦路，劫掠惨杀。”同时期的《申报》（1886年8月19日）则报道说：“海疆氛起，丁壮之投效粤中者，不可以数计，撤防后无衣无食，难免四出为非，甚至啸聚萑苻，肆无忌惮。”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匪患”，广东又不得不经常加强“警力”。两广总督谭钟麟感慨： “当群盗如毛之际，顾此失彼，兵勇迟到一日则民间多受一日惨掠，倘势成燎原，更难收拾，较之所费饷糈，奚止百倍，抚兹残黎，当亦朝廷所深谅而矜全者也。”
广东黑道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黑道势力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放过境内的洋人，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的英国人以充分的借口。
要打黑，就牵涉到经费筹措的现实问题。治安之外，各项洋务改革举措，也都需要大笔经费，如何寻找新的财政税收增长点，就是每任广东督抚必须面对的难题。这实际上成为张之洞率先开放赌博行业的动力，而刘学询成为最大的受益人。
吊诡的是，赌博合法化虽然能为政府带来丰厚的“赌饷”，却也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广东的社会治安，陷入了“治乱缺钱——开赌增收——更为添乱”的怪圈。
李鸿章带着刘学询到任广东，从两个方面入手打黑。
一是筹措经费。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鸿章，经中央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除了早已公开经营“闱姓”赌博方式之外，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赌徒们早已喜闻乐见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
李鸿章本人在广东毫无根基，在其长期担任直隶总督的过程中，也从未通过开放黄赌毒这种超常规、跳跃式的方式为财政增收。大开赌禁这一金点子，一定是刘学询的主谋，而且一定在北京即已谋划妥当，才能在到任10天后立即推行。
果然，刘学询担任大股东的“宏丰”公司，除了已经承包经营的“闱姓”之外，还承包了山票、铺票的经营，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业务空间，巩固了赌王的地位。而在4月23日成立的商务局中，刘学询更被任命为局长，全面承担为李鸿章财政创收的艰巨任务。
经费的问题解决后，李鸿章放手打黑，整顿团练、保甲，派兵清乡，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中央也给予了李鸿章另一项特殊政策，“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中央的死刑审判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线——李鸿章的刀，因此磨得飞快。
在这次打黑中，李鸿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史料缺乏确切的数字。澳门《知新报》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但报道出笼时（1900年3月1日），李鸿章的打黑还刚刚开始，“就地正法”的权力还没到手，显然，“数百余名”这个数字是偏小的。
而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日记记载：人们告诉他，李鸿章在广东处决的“盗匪”，多达5、6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人。
数字虽然有所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李鸿章 “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梁启超评论）
这种“小安”，为大清帝国不至于在庚子年的大乱中就灰飞烟灭，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赢得了点喘息的时间。
而在刘学询的策划下，“小安”之后的广东正准备上演更大的一出戏码，那就是与革命党孙文、保皇党康梁、港英政府、日本浪人们一道，推动两广独立，拥戴李鸿章出任“两广共和国”的总统。
江山终于摆上了赌桌，玩大了啊……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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