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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要用银子，雇佣黑道搞暴动要用银子，革命领袖地下活动要用银子，甚至，革命还需要不断地在娱乐场所进行前戏酝酿
中国赌王刘学询的豪爽，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们见面的第2天，宫崎滔天就在香港拿到了刘学询支付的“三万金”（如是银两，折合今日600万元人民币；如是银元，则合420万元人民币）——这只是刘所承诺的捐款的一半。
钱不是给宫崎滔天的，而是给宫崎滔天的“主公”孙文，用于还债——据说是为了干革命而欠下的债务。
这是1900年的6月18日，一个“要发”的好日子。此前一天（6月17日），发生了一连串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大小事件：
黎明，经过6小时的激战，日军敢死队登上大沽炮台，八国联军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入侵；
上午，北京朝廷再度召集王公大臣及六部九卿，举行第二次御前会议，讨论严峻的局势。会上，慈禧太后被列强们一份要求她立即下台的照会激怒，决意宣战；
下午，两广总督张之洞继续密电他的长子张权，张权正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在日本进行秘密访问，而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并不知道张之洞的这些动作；
晚上，李鸿章派遣了一艘名为安澜号的军舰，赶到香港海面，迎接从日本赶来的孙文及其助手们。随舰前往迎接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曾国藩之孙曾广铨，还有刘学询的儿子。李鸿章与孙文的历史性会面，被安排在这一天的下午举行。但在登舰的最后一刻，孙文还是犹豫了，而让随行的日本人宫崎滔天、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人代行。在日后的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中，宫崎滔天记录了自己的困惑：“他（孙文）为什么自己不去呢？我们又将替他办些什么呢？”
李鸿章与孙文的会面，究竟是谁主动？
国民党的党史权威冯自由说，是刘学询鼓动李鸿章主动联络孙文：庚子夏，刘学询闻港督向鸿章洽商广东自主事，遂向鸿章自告奋勇，谓渠与孙某认识有年，如傅相有意罗致，渠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等语。鸿章颔之。学询遂即贻书总理，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这段党史记载，最大的问题是，孙李确定了会面之后，孙文在6月8日离开日本辗转回国，而此时，“拳乱”并没有蔓延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鸿章绝对还不需要考虑“粤省独立”。
内田良平回忆说：义和团兴起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对维护广东的治安深感危惧，他生怕孙中山、康有为率军乘战乱之际，相互提携共同举事。为此，他预先对孙中山采取了怀柔手段，以免与康有为一致行动，并让驻东京的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国家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计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随后又派遣特使前往。孙中山答称： “拟先派代表赴广东，然后可以考虑亲自返粤的问题。”特使返回广东复命后，拍来一封电报说正在等候代表启程来粤。于是，我和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三人便作为孙的代理人前往广东。
刘学询晚年告诉国民党的党史人员：李鸿章到粤颇欲振作，拟办粤为模范省，且知刘学询曾经奏保孙文回国效用事，以容纳孙文意商诸刘，刘复力保，乃电请孙文回来。后拳匪事起，清廷下谕各守疆土，刘再电总理，谓此时回来最合时机。
这些史料可以表明：一、李鸿章主动邀请孙文回国；二、其动机是为了广东维稳，至少要防止孙、康合流，并非搞“两广共和国”；三、中间牵线搭桥的，正是与双方交情都很深的赌王刘学询。
这是李鸿章的如意算盘。而孙文那边，也有自己的算盘。孙在离开日本之前指出，此次回国，“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协商，分割中华帝国之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离横滨前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同时，他也计划在惠州发动武装暴动，而幕后就是日本政界和军界的强烈支持。
尽管孙文在最后一刻拒绝登上李鸿章派来的军舰，但他所指派的日本代表，还是受到了刘学询的盛情接待。
根据多位当事人的回忆，这艘军舰在晚上10 点钟到达广州。日本人换乘汽艇，驶抵广州荔湾的刘学询豪宅“刘园”，与刘学询开始了秘密会谈。
革命党方面，主要是由宫崎滔天负责谈判。他回忆说：“我用不熟练的英语，竭尽平生的力气，滔滔不绝地讲，在辞不达意时，便执笔补充，勉强去使主人理解。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在我竭尽心力，烂掉三寸之舌，挥笔而书之际，吞宇（清藤幸七郎）咬牙忍笑，硬石（内田良平）亦以团扇遮脸。”
日本人代表孙文提出了两点：一、中国政府对孙文实行特赦，保障其生命安全；二、希望给予贷款。根据内田良平的回忆，他们要求贷款的金额是10万两（约2000万元人民币）。刘学询表示，他将立即向李鸿章汇报日本人的要求，而贷款之事，他自己就能办理，次日就可在香港面交一半。
日本人第二天在香港收到的，是“3万金”。史料没有明确说是“3万两”或者“3万元”。对于这笔钱，刘学询晚年回忆说，“总理”（孙文）“需款三万元乃克动身”。在几乎所有涉及到孙文与刘学询交涉的史料中，其主题是一致的：银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要用银子，雇佣黑道搞暴动要用银子，革命领袖地下活动要用银子，甚至，革命还需要不断地在娱乐场所进行前戏酝酿——宫崎滔天的回忆录，有不少在妓院、酒馆搞革命的细节记录，银子更是革命达到高潮的基础和前提。
“三万金”与“十万两”，这一细节出入甚大，其间，或许是内田记忆有误，或许是双方在次日调整了借款金额或首笔支付的金额。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笔巨款，足以令宫崎滔天等随后在新加坡惹上一场大风波。
在等待李鸿章答复的过程中，刘学询为日本人举行了“极度奢华的宴会”，革命终于成了请客吃饭。
数小时之后，李鸿章的答复传回：承诺保障孙文的生命安全，并将提请中央给予特赦；同时，也将向中央报告“日本三士的努力”，希望能获得三人的照片。
双方尽欢而散时，已经是凌晨3点。日本人还是乘坐大清军舰返回了香港，根据宫崎的回忆，他们想赶去向孙文汇报。但是孙文乘坐的轮船，已经起锚开向西贡，他们使劲挥帽呼叫也无人回应，只好作罢。显然，孙文对这次见面根本就没当回事，而实际上，在他离开前，他一直在船上召开军事会议，要在日本军方支持下发动惠州起义。
次日，三名日本人到梅屋庄吉照相馆照了相，从刘学询儿子手里，换了“三万金”。根据孙文的指示，他们带着这笔巨款，启程赶往新加坡。此时，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已经轰动了整个世界，宫崎回忆说：“各国将要派兵入华，我们都紧张起来：‘这回可真有意思！’”
他们并没有想到，当革命党与李鸿章、刘学询等亲密接触时，康有为却打翻了醋坛子。一场风波在新加坡等候着这些日本革命同志们……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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