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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问上的“野狐”之外，康有为的个性也充满了“狐疑”，令宫崎等人极度失望，认为他不足以谋大事，也令其日后在与孙文争夺人心的竞争中，不断落于下风。
宫崎滔天真想不到，自己会被新加坡警察逮捕。
五六个警察荷枪实弹地闯入宫崎滔天所住的松尾宾馆时，他的同伴清藤幸七郎正在与侍役下围棋, 宫崎滔天则在旁边弹奏琵琶。
从他们的行李中，警方搜出了2把日本军刀，及3万两（或银元）的巨额现银。他们被立即投入了监狱。
这是1900年7月6日，距离他们抵达新加坡（6月29日）正好一周。
宫崎滔天、清藤幸七郎和内田良平三人，奉孙文之令，先到广州拜会了李鸿章的助手、赌王刘学询，商讨“华南共和国”的大计（参阅本专栏《革命未起银两先行》），而后到达香港。在香港，三人从刘学询的儿子手中，收取了刘赠送给孙文的“3万金”，并将三人各自的照片交给刘学询的儿子，这才赶往新加坡，准备在此与孙文会合。
他们为什么要赶往新加坡？这如今已成了一个历史谜团。
主流的说法是为了联合康有为。据美国学者Marius B. Jansen在其著作《日本人与孙逸仙》（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中考证，当三人与刘学询在广州会谈时，就一致认为：“再次尝试与康有为在统一战线中站在一起，会是个好办法；在统一战线中，康、李及孙合作，至少能保护中国的一部分免遭帝国主义及内部动乱所残害。”
这一细节，在当事人宫崎滔天和内田良平的回忆录中，都没有记载。显然，李鸿章、孙文、康有为三方合作，这是个比李、孙双方合作更为庞大的计划。
自1898年戊戌政变康梁流亡日本之后，日本朝野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就是促成康梁的保皇党与孙文的革命党联合。在康有为流亡到日本的过程中，宫崎滔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与康私交极为密切。后来，他因更倾向于孙文的暴力革命主张，而又与孙交好。以他为纽带，再度试图促成孙康联合，是完全可信的。
根据Marius的进一步考证，广州会议中，赌王刘学询主动提及，广东士绅特别渴望实现李、孙、康三方合作的计划，为此他们已捐了数千两。刘请日本人带一笔巨款给康有为，作为对他的帮助，他并向宫崎等保证，更多的款项会在新加坡交给他们。从这段考证来看，似乎正是因为刘学询先开口谈钱，日本人才为革命党也索要赞助，刘则痛快地答应了次日就向革命党支付“3万金”。从现有的史料看，这笔“3万金”似乎纯粹是给革命党的，刘并没有真的请日本人为康送捐款过去。
刘学询赞助革命党“3万金”，究竟所图为何？按照宫崎滔天的说法，这是资助孙文还债，内田良平的回忆则说，这是革命党意外所得的一笔革命经费。孙文则在向新加坡警方解释时说，这是革命党的党费。可以肯定的，绝非带给康有为的捐款。
吊诡的是，康有为及新加坡警方却一致认为，这笔钱是李鸿章支付给革命党、至少是日本人的酬金，用以刺杀康有为，连同宫崎等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都是刺杀行动的证据。
革命党在此时汇聚于新加坡，的确令人生疑。
为了抓住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的大好时机，革命党一方面与李鸿章接触，谋求两广独立“建国”，另一方面，他们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不久之后，“惠州起义”发生，与日本军队抢占厦门遥相呼应。此外，孙康两派已经着手在内地的武装暴动中合资搭伙，唐才常率领的“自立军”就是他们共同投资的对象。实际上，唐才常这位枭雄只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才主动吸纳两派“投资”，而他的“自立军”仍以自己所能控制的黑道力量为主，这是典型的“黑道搭台、政党唱戏”的游戏，各取所需。作为唐才常的恩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自立军”的秘密活动了如指掌，却并不动手，因为他也在观望整个局势，以便在乱局中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自立军”成了一张大赌台，孙文、康有为、唐才常、张之洞四方博弈，各方的可掬笑容背后，都是算盘与刀枪。
康有为对孙文的警戒心并非空穴来风。自从他流亡到了海外之后，原本独家经营的孙文，就多了一个直接的竞争者，分流了捐款和人力等资源。而且，康有为打着保皇的口号，不断向人们展示自己伪造的光绪皇帝衣带诏，这种忠君勤王的姿态，比起孙文决绝的造反，更能迎合一般华人的心理，也令支持者感觉更为靠谱及低风险。
吊诡的是，在清政府眼中，保皇的康有为似乎比革命的孙文更为可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康的主张更容易赢得华人的支持。而且，两派为了政治需要，都对清廷做了大量的抹黑宣传，孙派是宣扬种族暴动，雷声不小而雨点却不可能大；康则抬高光绪皇帝、抹黑慈禧太后，刀刀见血，令清廷极为恼怒。刘学询上一年（1899）出访日本，公开流传的“秘密使命”就是刺杀康有为，为此甚至可以联合孙文（参阅本专栏之前各期）。
而此时，康有为正居住在新加坡的一个独立小岛上，受到警方的严密保护。面对宫崎这位老朋友的到来，康有为十分狐疑。因为，随同宫崎到来的，还有惊人的情报：宫崎此行，是来刺杀自己的。
这份情报的提供者，是康的密友邱菽园，而邱又得自新加坡市参议员林文庆,林则得自某位日本僧侣——这位僧侣的姓名，目前发现的史料没有任何记载。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林文庆、邱菽园到康有为，都对此深信不疑。
宫崎滔天到达新加坡后，通过邱菽园向康有为请求见面。但康有为却派了门生汤觉顿给邱送来一封信，婉拒了宫崎见面的要求，理由是新加坡政府“保护过严，几如处于狱中，能否相见，尚难预料”，并请求邱在“不幸不得相见”的情况下，“请代我馈赠百金，以作程仪。”
宫崎一看信，极为愤慨，他认为新加坡政府保护再严密，也断没有不让康有为见客的道理。他直接告诉汤觉顿：“请为我转告康先生，先生莫非因道听途说而怀疑我？果真如此，我将主动地取消会见的要求。至于赠我百金，我岂有接受的道理？我是自由的人，先生系亡命之客。我今来见，并非为乞求黄白之物，却想到先生有所馈赠以慰悲境，且谋将来的大事。”
第二天，一位日本人带来了自己从康有为派系中听到的真实情况：因为宫崎滔天与康有为的交情，尽人皆知，康派担心，康如不见宫崎，可能被舆论指责不知情义；如果会见宫崎，怕遭遇毒手，因此，干脆赠金婉拒。
这一消息，大大刺激了宫崎滔天，他当即写了一封绝交信，请人送达康有为。这是一封充满激情的绝交信，足以窥见日后保皇与革命两派为何在海外发生力量上的剧烈变化，最后革命派大占上风的奥秘。此信全文如下：
“南海先生足下，
“弟闻先生顷接友人电，电文中有日本刺客已由横滨出发前往新加坡云云之语。先生及先生之同志某某等，以弟及硬石（内田良平）、吞宇（清藤幸七郎）两友当为电报中之刺客，隐使先生避而不见。弟骤闻此说，一度为之失笑，再则心生疑惑。弟自以为与先生并非泛泛之交，是以初闻传言而失笑。然日前又因汤生之言，得察先生对余似有一片疑惑，乃余所以大惑不解者也。
“我日本有一狂汉，曾加刃于俄国皇储；又有一狂汉，枪伤李中堂。至于以国人而屠国人者，不可胜数。我国实多此等狂汉。此系人所周知者。然而异乡亡命之志士，来此狂汉国重避难者日多，是何故欤？我国士道虽衰，尚有一分之侠气。呜呼侠气，侠气！此为我国人之所崇尚，而亦为弟等所自负者也。弟与先生在国难之际结义旧事，今日何必多言！但处此时局，弟今怀有一片深忧与满腔热血，不远千里来访知己。焉知昨日之知己，今日已非知己，竟以最大耻辱之名相加！世事表里，人情反复，如梦如幻，实令人惊骇不已。日南同志亦将来此谒见先生，已由香港出发，刻在航中。倘彼抵此，闻知此事，不知亦将作何感想？呜呼已矣！吾辈将与谁共议兴亚之大事！
“谨具手书，致于感泣皇帝之知遇, 却不解朋友大义之人，以表诀别之意。幸加自爱！”
康有为对儒学经典的解释，曾经被翁同龢蔑称为“野狐”。除了学问上的“野狐”之外，他的个性也是充满了“狐疑”。这狭隘的心胸，不仅令宫崎等人极度失望，认为他不足以谋大事，也令其日后在与孙文争夺人心的竞争中，不断落于下风。
果然，这封充满激情悲愤的信，再度被康有为看作暗含威胁。康有为请求新加坡警方立即动手，抓捕曾经的老朋友……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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