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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问上的“野狐”之外,康有为的个性也充满了“狐疑”,令宫崎等人极度失望,认为他不足以谋大事,也令其日后在与孙文争夺人心的竞争中,不断落于下风。
宫崎滔天真想不到,自己会被新加坡警察逮捕。
五六个警察荷枪实弹地闯入宫崎滔天所住的松尾宾馆时,他的同伴清藤幸七郎正在与侍役下围棋, 宫崎滔天则在旁边弹奏琵琶。
从他们的行李中,警方搜出了2把日本军刀,及3万两(或银元)的巨额现银。他们被立即投入了监狱。
这是1900年7月6日,距离他们抵达新加坡(6月29日)正好一周。
宫崎滔天、清藤幸七郎和内田良平三人,奉孙文之令,先到广州拜会了李鸿章的助手、赌王刘学询,商讨“华南共和国”的大计(参阅本专栏《革命未起银两先行》),而后到达香港。在香港,三人从刘学询的儿子手中,收取了刘赠送给孙文的“3万金”,并将三人各自的照片交给刘学询的儿子,这才赶往新加坡,准备在此与孙文会合。
他们为什么要赶往新加坡?这如今已成了一个历史谜团。
主流的说法是为了联合康有为。据美国学者Marius B. Jansen在其著作《日本人与孙逸仙》(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中考证,当三人与刘学询在广州会谈时,就一致认为:“再次尝试与康有为在统一战线中站在一起,会是个好办法;在统一战线中,康、李及孙合作,至少能保护中国的一部分免遭帝国主义及内部动乱所残害。”
这一细节,在当事人宫崎滔天和内田良平的回忆录中,都没有记载。显然,李鸿章、孙文、康有为三方合作,这是个比李、孙双方合作更为庞大的计划。
自1898年戊戌政变康梁流亡日本之后,日本朝野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就是促成康梁的保皇党与孙文的革命党联合。在康有为流亡到日本的过程中,宫崎滔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与康私交极为密切。后来,他因更倾向于孙文的暴力革命主张,而又与孙交好。以他为纽带,再度试图促成孙康联合,是完全可信的。
根据Marius的进一步考证,广州会议中,赌王刘学询主动提及,广东士绅特别渴望实现李、孙、康三方合作的计划,为此他们已捐了数千两。刘请日本人带一笔巨款给康有为,作为对他的帮助,他并向宫崎等保证,更多的款项会在新加坡交给他们。从这段考证来看,似乎正是因为刘学询先开口谈钱,日本人才为革命党也索要赞助,刘则痛快地答应了次日就向革命党支付“3万金”。从现有的史料看,这笔“3万金”似乎纯粹是给革命党的,刘并没有真的请日本人为康送捐款过去。
刘学询赞助革命党“3万金”,究竟所图为何?按照宫崎滔天的说法,这是资助孙文还债,内田良平的回忆则说,这是革命党意外所得的一笔革命经费。孙文则在向新加坡警方解释时说,这是革命党的党费。可以肯定的,绝非带给康有为的捐款。
吊诡的是,康有为及新加坡警方却一致认为,这笔钱是李鸿章支付给革命党、至少是日本人的酬金,用以刺杀康有为,连同宫崎等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都是刺杀行动的证据。
革命党在此时汇聚于新加坡,的确令人生疑。
为了抓住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的大好时机,革命党一方面与李鸿章接触,谋求两广独立“建国”,另一方面,他们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不久之后,“惠州起义”发生,与日本军队抢占厦门遥相呼应。此外,孙康两派已经着手在内地的武装暴动中合资搭伙,唐才常率领的“自立军”就是他们共同投资的对象。实际上,唐才常这位枭雄只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才主动吸纳两派“投资”,而他的“自立军”仍以自己所能控制的黑道力量为主,这是典型的“黑道搭台、政党唱戏”的游戏,各取所需。作为唐才常的恩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自立军”的秘密活动了如指掌,却并不动手,因为他也在观望整个局势,以便在乱局中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自立军”成了一张大赌台,孙文、康有为、唐才常、张之洞四方博弈,各方的可掬笑容背后,都是算盘与刀枪。
康有为对孙文的警戒心并非空穴来风。自从他流亡到了海外之后,原本独家经营的孙文,就多了一个直接的竞争者,分流了捐款和人力等资源。而且,康有为打着保皇的口号,不断向人们展示自己伪造的光绪皇帝衣带诏,这种忠君勤王的姿态,比起孙文决绝的造反,更能迎合一般华人的心理,也令支持者感觉更为靠谱及低风险。
吊诡的是,在清政府眼中,保皇的康有为似乎比革命的孙文更为可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康的主张更容易赢得华人的支持。而且,两派为了政治需要,都对清廷做了大量的抹黑宣传,孙派是宣扬种族暴动,雷声不小而雨点却不可能大;康则抬高光绪皇帝、抹黑慈禧太后,刀刀见血,令清廷极为恼怒。刘学询上一年(1899)出访日本,公开流传的“秘密使命”就是刺杀康有为,为此甚至可以联合孙文(参阅本专栏之前各期)。
而此时,康有为正居住在新加坡的一个独立小岛上,受到警方的严密保护。面对宫崎这位老朋友的到来,康有为十分狐疑。因为,随同宫崎到来的,还有惊人的情报:宫崎此行,是来刺杀自己的。
这份情报的提供者,是康的密友邱菽园,而邱又得自新加坡市参议员林文庆,林则得自某位日本僧侣——这位僧侣的姓名,目前发现的史料没有任何记载。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林文庆、邱菽园到康有为,都对此深信不疑。
宫崎滔天到达新加坡后,通过邱菽园向康有为请求见面。但康有为却派了门生汤觉顿给邱送来一封信,婉拒了宫崎见面的要求,理由是新加坡政府“保护过严,几如处于狱中,能否相见,尚难预料”,并请求邱在“不幸不得相见”的情况下,“请代我馈赠百金,以作程仪。”
宫崎一看信,极为愤慨,他认为新加坡政府保护再严密,也断没有不让康有为见客的道理。他直接告诉汤觉顿:“请为我转告康先生,先生莫非因道听途说而怀疑我?果真如此,我将主动地取消会见的要求。至于赠我百金,我岂有接受的道理?我是自由的人,先生系亡命之客。我今来见,并非为乞求黄白之物,却想到先生有所馈赠以慰悲境,且谋将来的大事。”
第二天,一位日本人带来了自己从康有为派系中听到的真实情况:因为宫崎滔天与康有为的交情,尽人皆知,康派担心,康如不见宫崎,可能被舆论指责不知情义;如果会见宫崎,怕遭遇毒手,因此,干脆赠金婉拒。
这一消息,大大刺激了宫崎滔天,他当即写了一封绝交信,请人送达康有为。这是一封充满激情的绝交信,足以窥见日后保皇与革命两派为何在海外发生力量上的剧烈变化,最后革命派大占上风的奥秘。此信全文如下:
“南海先生足下,
“弟闻先生顷接友人电,电文中有日本刺客已由横滨出发前往新加坡云云之语。先生及先生之同志某某等,以弟及硬石(内田良平)、吞宇(清藤幸七郎)两友当为电报中之刺客,隐使先生避而不见。弟骤闻此说,一度为之失笑,再则心生疑惑。弟自以为与先生并非泛泛之交,是以初闻传言而失笑。然日前又因汤生之言,得察先生对余似有一片疑惑,乃余所以大惑不解者也。
“我日本有一狂汉,曾加刃于俄国皇储;又有一狂汉,枪伤李中堂。至于以国人而屠国人者,不可胜数。我国实多此等狂汉。此系人所周知者。然而异乡亡命之志士,来此狂汉国重避难者日多,是何故欤?我国士道虽衰,尚有一分之侠气。呜呼侠气,侠气!此为我国人之所崇尚,而亦为弟等所自负者也。弟与先生在国难之际结义旧事,今日何必多言!但处此时局,弟今怀有一片深忧与满腔热血,不远千里来访知己。焉知昨日之知己,今日已非知己,竟以最大耻辱之名相加!世事表里,人情反复,如梦如幻,实令人惊骇不已。日南同志亦将来此谒见先生,已由香港出发,刻在航中。倘彼抵此,闻知此事,不知亦将作何感想?呜呼已矣!吾辈将与谁共议兴亚之大事!
“谨具手书,致于感泣皇帝之知遇, 却不解朋友大义之人,以表诀别之意。幸加自爱!”
康有为对儒学经典的解释,曾经被翁同龢蔑称为“野狐”。除了学问上的“野狐”之外,他的个性也是充满了“狐疑”。这狭隘的心胸,不仅令宫崎等人极度失望,认为他不足以谋大事,也令其日后在与孙文争夺人心的竞争中,不断落于下风。
果然,这封充满激情悲愤的信,再度被康有为看作暗含威胁。康有为请求新加坡警方立即动手,抓捕曾经的老朋友……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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