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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拜见李鸿章，请求他不要再为清廷效力，李鸿章说：“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我这条老命还拼得过。”
尽管赌王刘学询就是自己最为亲近的幕僚，李鸿章还是决定，这一盘大赌局必须自己来下。他的底牌开出来了：远离两广独立、远离孙文和康梁，接受中央指令，北上与八国联军谈判。
李鸿章的这一注，打乱了整个大赌局中所有人的计划，包括孙文、康梁、港督卜力及刘学询等人，都大感失望。
在广州码头与裴景福感慨了一番“老和尚撞钟”（参阅本专栏上期《李鸿章“撞钟”》）之后，当天（1900年7月17日，农历六月二十）下午，在刘学询等人的陪同下，李鸿章乘坐的“安平”号客轮，在17响礼炮的轰鸣声中，抵达了香港。
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等候在码头，他陪同李鸿章检阅了驻港英军仪仗队，随后两人进行了秘密会谈。
此时，在香港港口之外，孙文已经兴冲冲地从越南西贡赶到。这是他一个月内第二次赶到香港来，试图与李鸿章见面。他是刑事通缉犯，港府依然不准他登陆，只能呆在船舱内，等候消息。卜力答应他，如果和李鸿章的会谈顺利，李鸿章愿意与孙文合作，则港府可以立即允许孙文上岸。当然，如同上次一样，孙文依然不会闲着，他在船上再度照开了军事会议，预备在惠州进行暴动。
根据国民党权威党史《革命逸史》记载，孙此时已经不再看好李鸿章，谓“李以八十老翁，本无远大理想，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劝告而终止其行”。其实，此时的孙文并没这么潇洒，他还是指望着港督和刘学询能说服李鸿章共谋大业，否则也不会在当天下午派陈少白追到李鸿章的专轮上去——毕竟李所掌握的资源，对于革命来说，实在太有用了。
根据卜力发给英国殖民大臣（Colonial Secretary）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的报告，在他和李鸿章的会谈中，他劝说李鸿章万勿北上，认为北上的命令一定是端郡王载漪矫诏而发，并非太后与皇帝的本意，言外之意，李鸿章如果奉命北上，可能身陷不测之地。而李鸿章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调令确是太后和皇帝签署，自己必须北上。
卜力又劝李鸿章，“刻下是两广脱离清廷独立之良好机会”，可任孙文为顾问，双方携手，建立“两广共和国”。但李鸿章反而倒过来大力劝说卜力，不应该让香港成为阴谋颠覆大清国的基地。
令英国人吃惊的是，双方还讨论了远比李孙合作更为敏感的话题。李鸿章试探性地询问，英国人希望谁来担任中国的皇帝。卜力说：只要光绪皇帝与那些排外的行为没有关系，英国并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执政，对英国来说，最关心的是尽快恢复秩序和贸易。李鸿章认为，在义和团的暴行中，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如果所有公使被杀，列强才“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
卜力说，各国应该会就此人选征询“中国最强有力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则接口道，无论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中国不能少了她的掌舵。李鸿章这番话，被英国人解读成了他自己对帝位的觊觎。李鸿章告诫卜力，联军攻下北京后，不可大肆报复，否则只会激起中国人更普遍的仇外情绪。
卜力再三挽救李鸿章，不要北上，遭到李鸿章拒绝。李鸿章登上坐舰后，孙文的助手陈少白仍不死心，追上船去，请刘学询再次劝劝李鸿章。陈少白在他日后的回忆录中说：“我们当时劝告李鸿章独立，有许多人从中帮忙，以为总有些希望。及听说他决意北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了。由是再同香港总督商量，请他待李鸿章过港时，面为劝阻他。”（《兴中会革命史要》）
追到李鸿章坐舰上的陈少白无功而返，刘学询很明确地表示：李鸿章已经下令决心，不想卷进这种“南方分离主义的冒险”中去。
“不听话”的李鸿章，随即遭到了英国人的报复。7月22日，李鸿章抵达上海，英国领事下令拆除欢迎李鸿章的彩坊，而且，以李鸿章所率卫队人数多达200人为理由，不准上岸。经过协商，卫队解除武装后，只能派20人护卫李鸿章进入租界，住进了刘学询在静安寺的豪宅中。
对于李鸿章肩负的北上谈判使命，各国领事如同港督一样，不予承认，一是认为任命并未出自太后和皇帝的真意，二是各国公使还在北京，驻沪领事没有得到授权进行任何谈判。他们相约，不与李鸿章进行任何会面。李鸿章所能做的，只是再度声明其任命的确来自于太后和皇帝（《字林报》1900年7月25日）。
虽然在与卜力的会谈中，李鸿章并不承认北上有危险，但他还是在到达上海后，停下了脚步。他儿子李经方给他发来电报，请求他务必留在上海，切勿北上，“为国家留一后着”。当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问他北上日期时，李鸿章只是说自己病了，还无法确定。7月25日，李鸿章到达上海的第4天，上奏中央：“前在北洋二十余年经营诸务，粗有头绪，一旦扫地尽矣。今奉命于危难之中，深惧无可措手，万难再当巨任，现患病不能北上。”
李鸿章这一“病”，很及时，显然是“政治病”，在局势没有完全明朗之前，他必须继续观望。至少，呆在上海可以令他与各方派系都保持一个有效的安全距离。只是，包括他自己在内，谁都没想到，在上海刘宅一住就是2个月，直到9月15日才动身继续北上。
7月31日，在中央的不断催促下，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写了密折：
“鸿章冒暑专征，已临沪滨，履奉敦促之旨，岂惜挟疾以往，惟批赌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鸿章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兼观敌志，徐议排解，仍候布置稍齐，即星驰北上。”
就在2天前（7月29日），张元济（日后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闻名）拜见李鸿章，请求他不要再为清廷效力，李鸿章说：“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我这条老命还拼得过。”（《张元济回忆录》）
8月2日，李经方从山东德州给李鸿章发电：“（朝廷）西迁必然，切勿轻身赴召，自蹈危机。”
在李鸿章滞留上海的这段时间内，北京的局势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战争与政争都十分激烈：
7月28日，中央下令处决了反对向列强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
8月4日，此前已于7月14日占领天津的八国联军，开始向北京进军；
8月6日，联军攻占杨村；
8月8日，中央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
8月10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汉口发动暴动，被早已侦悉情况的张之洞扑灭；
8月11日，联军攻占通州；中央下令处决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
8月13日，日军攻占京师东便门；
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
8月15日，联军攻入紫禁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亡；
8月20日，中央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
9月7日，中央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
日后，《国闻周报》刊载“凌霄一士”的记载，说在8月17日，刘坤一、张之洞以太后、皇帝下落不明为由，密电李鸿章，推他出任“总统”，“暂维大局，应付外交”，李鸿章告诉刘坤一：“我知他人亦断不肯做次挨骂之事，但苟利国家，吾不敢辞。惟两宫一有消息，即奉还大政，守我臣节。”这一故事，别无他证，应该是野叟村言。
在中央的再三催促、甚至是请求下，李鸿章终于在9月15日从上海动身。至此，“老和尚”李鸿章终于亮出了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个赌注：北上保大清。这一赌，最终为李鸿章赢得了一个“文忠”的光荣谥号。
此时，随侍在李鸿章身边的赌王刘学询，也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孙文再度向他借款，并答应可推举他担任“总统”或“皇帝”。
革命的赌局，尚未结束。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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