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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集高达百万元的巨额资助，孙中山亲自致信刘学询，许以未来新政府的主政一职。这是目前可见的唯一一封孙文愿意用帝位换取资源的信——即便是革命的现实策略，也至少无益于伟人的形象塑造
1911年9月15日，李鸿章离开上海北上（参阅本专栏《李鸿章最后一赌》）。他和大队随从住了2个月的赌王刘学询的豪宅，也一时沉寂下来了。
但是，这里依然是暗潮汹涌的所在。
刘学询并没有跟随李鸿章北上。十分低调的他没有给后世留下足够的史料，解释他为什么要留在上海。可以肯定的是，此时京津的局势依然十分模糊，李鸿章本人受到了除俄国以外所有列强的冷遇。
孙文却再度找上门来，要与刘学询联合开发，要价100万元，可以拥戴刘学询为领袖。
在李鸿章滞留上海期间，刘孙二人曾于8月份见了一面。这是两人自1899年刘学询出访东京时进行频繁接触以来，在国内的第一次交往。根据日后国民党党史专家访问刘学询的记录，这一次在刘的牵线下，孙文终于与李鸿章见了一面：“刘随李由广州趁安平轮船到沪，李寓刘私邸沧州别墅中。总理（孙文）旋亦到沪，惟不能上岸。李嘱刘与日领（日本领事）担保，乃得上岸，刘即偕总理见李，李欣然告总理曰：‘明年余当到北洋，届时方可回来任事。’总理即由沪回日。”
这段极为简略的记载，无法得到其它史料的证实，但也无法证伪。如果属实，这应该是孙文与李鸿章的第一次见面。曾经流传甚广的1895年甲午战争后，孙文向李鸿章上书并见面，经两岸史学界多年研究，上书或有，见面绝无。而1900年的这次见面，同样也只有孤证。孙文身边极为亲密的日本战友们（如宫崎滔天、内田良平等人）的回忆录，也只字未提孙李见面。唯一可以完全确定的是：孙文的确在8月份赶到了上海。
那么，孙文在上海所图为何？
宫崎寅藏回忆说，唐才常的自立军被张之洞镇压后，革命党认为全国暴动的机会就更少了，“内田试图通过刺杀李鸿章和刘坤一来扫清行动的道路，李鸿章和刘坤一是有名的总督，象征着和平与稳健。孙中山很担心西方对此举会有所反应，8月底他去上海时，成功地阻止了这种暗杀图谋。内田（他手下有40名战士）对此大为不满，便把注意力转向朝鲜去了。福本也退了出来，致力于中部各省的活动。”（转引自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而内田本人在回忆录中，只是提到他与山田良政、安永东之珠等在上海“对所拟定的计划和某些秘密行动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付诸实行”，然后赶到孙中山的住处讨论。但孙文否决了这项计划，他认为：“发起这样危险的行动，万一失败，就会使我党趋于灭亡。因此，非停止不可。” 至于这个秘密计划是什么，内田在回忆录中没有透露。最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决定中止，内田等人便与孙文分了手。（内田良平《中国革命》）
如果参照两人的回忆来看，这个被内田回避的计划似乎就是刺杀李鸿章。
但是，孙文赶到上海，莫非只是为了阻止他的日本同志杀李？
8月31日晚，孙文以“中山樵”的化名给平山周写了一封信：“今日托交‘前途’（即刘学询）之信，该人已经妥收，亦已如约来船会面矣。又订明早九时，请足下再到该人之家，取一要信赖。弟恳足下明早如期再往为祷，多劳多谢”。（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卷一P199）
刘学询应邀而来。与以往一样，两人之间的会谈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无从得知。美国历史学家史扶邻认为：“可以断定，刘学询曾多少给孙中山一些鼓励，但并没有承担义务，他大概是要等着瞧瞧孙中山的计划会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一个星期之前张之洞对汉口密谋的残酷镇压，使刘学询有所顾虑。”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筹集经费，一直是孙文搞暴动的首要任务，而刘是孙极为熟悉的少数大款之一。
当然，在上海期间，孙文与日本同志们继续探讨暴动的问题，山田良政提出，孙要发动惠州暴动，就应该争取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支持，并自告奋勇去台湾为孙打前站。孙在广东的暴动计划，得到了日本军方的大力支持，孙本人也赶往台湾进行协调。就是从台湾，孙给刘学询写了一封奇怪的信，先寄给还在上海的平山周，请平山代转。
全文如下：
“耦耕主人（*刘学询的字）足下：
“前次会议已决行事之法（*指孙刘8月份的上海会面），一为车驾（*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今据明文，迁都已实，则惟有其后之办法耳。
“数月以前，已令部下分途起事（*指惠州暴动），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广州）兵力，并令城内外正军，一俟兵力稍单，则乘机袭城，以为基本。
“袭城之道，亦分二法：一为部下日前布置之法，据报城内外各要地已种烈雷，一燃可陷官军八九，但此法伤残太甚，因知所种之物，大拿米已有四万余磅，银粉亦有百余磅，若一燃之，则恐羊城虽大，片瓦无存也。此又焉能借为基本之地哉？故力戒勿行，且饬俟便陆续起回，免以自伤，未审能照命而行否？
“其二为弟亲率大队，从乡间进迫省城，在内部众，同时起应，此法较为妥善，今已约部下待命矣。今惠军已起，日内则肇高北江等处必继之，省城之兵不能不外调，城中不能不单薄，一击必下，计属万全矣。
“弟已与镜海（*指澳门）当道密商，已蒙许借道其地为进取之途矣。今拟日间乘邮下南洋荷属，另雇轮直至镜海也。未行之前，欲先将内外局面布置妥当，以为万全中之万全也。
“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即平山周）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
“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即杨衢云）优当财政，李君伯（*即李纪堂）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即盛宣怀）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外局则宜先发代理使职人于外国，此等人弟自能择之，如何容（*即何启、容闳）皆可各当一面也。
“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
“今欲计出万全，转祸为福，第一要著为厚雄资财，速办外局之事，欲保全苍生，瓦存羊石，则欲速雇舟直渡内地，以慰众心，而一众志，否则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列强瓜剖，华夏陆沈，弟固蒙不仁之名，足下亦恐难逃奇祸，故求足下及杨、李同志等，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勿以斯言为河汉，幸甚幸甚。
“又主政一节，初欲托足下央李相（*即李鸿章）为之，惟彼已拜全权和使之命，恐未必肯从吾请，且于理不便，故决推足下当之，已传语反正军中，俟到可扬布之日，则照扬布之矣。江、鄂两督（*指刘坤一、张之洞）趣意如何？如不以此举为不是，可致意力守，遏外人侵入。如不以此举为然，则取粤之后，即当亲来吴楚，与彼军一见也。内局布置妥当之后，足下宜预备行装回粤相会可也。余事不尽，周君面述之，此致，即候筹安不一。
“弟长雄（*即高野长雄，孙文的别名）谨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于台北。”（此信见于冯自由《革命逸史》，为国共两党多种版本《孙中山全集》或《国父全集》收录）
冯自由对这封信有所解释：“此书命意含有种种作用，总理（孙文）鉴于乙未之役（*指1895年广州暴动），知刘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许之，而自揽兵政，其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而已。”
这封指定江山的信，落款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究竟是阴历还是阳历？
黎东方在《细说民国》中认为，“九月”应该是阳历。但是，信上有“今惠军已起”五字，而惠州暴动迟至10月6日才发动，显然与阳历9月不吻合。黎东方认为，孙文此信，是在惠州暴动发动之前就写了，预料着此信抵达上海再由平山周交给刘学询时，正好惠州暴动已经发生。问题是，如此重大的军情，提前形诸书信，以孙文素来的“大炮”性格，似乎太稍嫌孟浪了一些。
黎东方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信中说的作战方向依然是夺取广州。而惠州暴动发生后，在日本人的强力干预下，主战方向改成了厦门，因此，此信必是提前写就。这个理由倒能自圆其说。
史扶邻则认为，“九月”应该是阴历，即阳历的10月份，否则很难解释“今惠军已起”在时间上的矛盾。至于信中仍主进攻广州，那是因为孙文虽然受到日本人的压力，要他转攻厦门，但他依然想继续尝试寻求刘学询的财力支持，就是希望不过度依赖日本人而能自主攻击广州。
我赞同史扶邻的推断。其实，冯自由在记录这封信之前，也有十分清晰的说明：“及惠州革命军起，总理（孙文）时在台湾，闻刘独留上海，未随李督赴津，遂使平山周持密函至沪访刘求助巨款，并约与合作。”作为这封信的唯一来源，如果采信这封信，就应该同时采信冯自由说的“及惠州革命军起”的时间。
另有很关键的一点：惠州暴动成功后没几天（10月19日），日本内阁改组，稳健派伊藤博文执政，一改前任首相山县有朋的鹰派作风，严禁日本军人卷入中国暴动，并禁止孙文在台湾活动。当日本的援助无法兑现时，孙文更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既有钱、又有野心，同时还有黑白两道关系的刘学洵身上。
按照冯自由的解释，孙文推戴刘学询当“主政”，甚至可以“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只是为了忽悠刘某人。但是，刘学询毕竟早已在官场、商场上百炼成精，岂是会为几句不靠谱的甘言蜜语就掏出百万真金实银的？果然，“平山谒刘，备述总理（孙文）推戴之意，惟刘虚与委蛇，平山竟无所得。”（冯自由《革命逸史》）
平山周无奈，“遂电告总理复命，总理于是即由台湾乘日轮至上海，舟泊黄浦码头，使平山约刘至日轮相见，刘托故不往，平山再三强之始行。孙、刘会谈数时，终无结果，自后刘与革命党人遂不再发生关系。”（冯自由《革命逸史》）
根据冯自由这段记载，孙文甚至还专程赶到上海去与刘学询见面。但是，从其它来源的资料看，孙文似乎并未赶赴上海。
孙文被日本当局下令从台湾驱逐后，在11月16日回到东京，写信给留在上海的平山周：“兹改议着宫崎兄前去上海，因彼与前途（刘学询）相善，便于商量各件也。前交足下带去上海之信，望即由‘书留邮便’寄来横滨，交黎炳墀兄收入转交与弟可也。……” （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卷一P203）
这封信说明，孙文托平山周转给刘学询的“或称总统，或称帝王”的信，还在平山手上；日后，冯自由也说自己就是从平山这里抄录的。可见，这封信从未送出给刘学询，也未退还给孙文。如果孙文在离开台湾、回到东京之前，果然在上海与刘学询见过面，那三人一定有见面机会，平山手中的信或者应已送出、或者应已退还，最不可能还留在其手中。
因此，更为靠谱的推断是，孙文从台湾被驱逐后，可能并未到上海，更没有在平山周牵线下与刘学询见面，而是直接回到了日本。这也是大多数传记资料所记载的。只有这样，孙才需要从日本写信，索要平山周手里的那封信，这毕竟是目前可见的唯一一封孙文愿意用帝位换取资源的信——即便是革命的现实策略，也至少无益于伟人的形象塑造。
宫崎赶去了上海，一无所获，既没见到刘学询，也没拿回平山周手里的信。他回忆说：“在去上海之前，我还多少怀有希望。停留两天以后，终于看到了事不可为，只有颓然归国，面谒孙先生，向他报告了经过。孙先生也早想到事难有成，对我的无能也未深加责备，只是叹息道：‘一切都要暂时中止。’至此一切希望顿成泡影。”
2个月后，1901年1月19日（农历十二月初十），流亡于西安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发布了变法诏书，史称“辛丑变法”，自此直到1911年，一场涉及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前无古人的大改革，席卷中国。赌王刘学询也似乎从此不再过问政治，求田问舍，一幢豪宅的传奇即将在西子湖畔开盘……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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