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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商破产，再度雄辩地证明，任何人想在大清国与公权力对赌，最后都只能是输家。早已将上海和杭州当作家园的赌王刘学询，此时彻底失去了自己的赌业，一场豪局或许真快到头了
赌王刘学询被“跨省”了。
1906年，在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要求下，两广总督岑春煊向两江总督周馥发了一份协查通报，要求将居住在上海的刘学询立即拘留到案。这是“富可敌国”的刘学询，因债务问题第二次被通缉，上一次是11年前的1895年（参阅本专栏《赌王躲债》）。
一切都是担保惹的祸。
10年前（1896年），为了投标承办第三届“闱姓”博彩（承包期从1897年到1903年），刘学询将自己名下的部分房地产，交给宏丰公司的名义总经理刘渭川，作为出资担保。
此时，刘学询的精力开始全部投向政治，在这家公司里，他并不参与具体管理，但他以50%的股份成为当仁不让的老大。这家公司的股东，可算是精英团队，都是当地的富豪兼政商两界名人，能量极大（参阅本专栏《赌王“兄弟连”》）。
刘渭川本人是汇丰银行的买办，此外，多名股东皆与汇丰银行有密切关系。这些股东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自己的汇丰银行身份和关系，在未得到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大量收购日本或东南亚华商所发行的汇票（实际上类似今日的“企业承兑汇票”，并无银行担保），转卖给汇丰和其它银行。而从事后法庭审理的结果看，通过这种方式从银行套出的资金，似乎并未支付给这些出票企业，而进入了宏丰公司的账号。这些汇票买卖，都由刘渭川以汇丰银行买办的名义提供担保。
这种由企业开具的汇票，根本没有任何信用保障，何况出票人并没收到款项。到了1904年，收购了这些汇票的几家香港银行，到槟城、新加坡和仰光等地收款，却都遭到拒付，引发了一连串的诉讼行为。那些开具汇票的华商企业，纷纷被告上法庭，不得不破产清算，资产拍卖后还债。
如此延续到1905年，情形越来越糟，最后终于将刘渭川拖出水面，结果发现他担保的坏账居然有130多万之巨。根据美国学者Carl Smith的研究，这笔坏账中，涉及汇丰银行为115万，其它银行及债权人为22.1万。
汇丰银行为了保卫自己的名声和债权，不得不力挺刘渭川——这也是大多数买办敢于放手一搏、甚至不惜将东家拖下水的原因。在这种“会哭会闹的孩子反而有奶吃”的惯性思维下，为了增强刘渭川应对这场危机的能力，汇丰银行不仅给他加薪，而且向他发放贷款。刘渭川也放出话来，汇丰银行之外的那些坏账22.1万，除了台湾银行香港分行的4万元之外，其余的18.1万他只能五折偿还，用9万元了账——或许台湾银行是手段狠辣的日本人所办，刘渭川不敢轻视？
正当刘渭川在汇丰银行的保驾护航下挣扎求生时，更多的问题爆发了：由他担保的汇丰另一收款员，卷款52742元潜逃，按当时的惯例，必须由他这位担保人全额清偿。据Carl Smith的研究所得，此时刘渭川的私人资产只有可怜的66554元，与总的债务相比还不到5%——大清特色的富豪，再度亮出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
据澳洲学者何汉威多方考证，关于刘渭川的负债数额，各方记录并不一致：
刘渭川债权人的代表C.F. Dixon说，刘的欠款总数为216万多，资产为16.6万，欠款中的5.4万两（原文如此，1元约合0.7两）为无担保的长期呆账，其余债务估计只能收回10%；
Hong Kong Telegraph则说，刘渭川的负债只有50万元，其中6万元是他本人所借，其余都是因担保而来，借款人主要就是宏丰公司，担保人则除了他之外，还有别人联名；
而《南华早报》则提供了一个更具戏剧性的数据，说刘渭川的负债高达310万元，资产则只有700元，算起来只能清偿万分之二……
可以肯定的是，债务缠身的刘渭川被债权人拉上了法庭，要求进行破产清算，而他向法庭供认，他从汇丰银行领取的用以收购企业汇票的资金，大多都被投入了宏丰公司。债权人及法庭随即将宏丰公司作为追偿目标，大股东刘学询被波及——他作为出资担保交给刘渭川的房产证，被刘渭川抵押给了汇丰银行。
刘学询的这批房产，价值50万到60万元，也有资料说是价值150万元——如果是后者，则足以抵消刘渭川留下的一屁股烂账。汇丰银行立即向香港的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将这批房产拍卖偿债，在汇丰的运作下，英国外交机构也要求两广总督火速将刘拘押到案。
在大清官场上经营了几十年，刘学询当然不可能因这样的经济纠纷就被真的“跨省”。他坐镇上海，组织了法律反击战：委托一名英国律师赶到香港应诉，其理由就是刘渭川将房产证抵押给汇丰银行，并未得到他的任何授权。经过几番较量，香港法庭在宣告刘渭川破产的同时，也宣告刘学询在与汇丰银行的诉讼中获胜。
但宏丰公司的另一股东韦崧就没这么幸运，他被抵押给汇丰银行的房产被用于拍卖偿债，双方对簿公堂，最后协商解决，韦崧虽保住了房产，但最后还是受到此案的牵连，宣告破产。
刘渭川的破产案对宏丰公司损害极大，除韦玉之外，几乎所有股东都因此惹上了官司，这令公司内部鸡飞狗跳，不得安宁，断了资金的来源。但是，大清政府对公司的需索无度并未停止，公司所承包的几大博彩“闱姓”、“山铺票”等，早已因政府的盘剥而难以盈利，资金链一断，只能宣告破产。
赌商破产，再度雄辩地证明，任何人想在大清国与公权力对赌，最后都只能是输家。而更令人心寒的是，宏丰公司虽然破产，两广总督岑春煊却痛打落水狗，继续追索他们尚未缴纳的承包款，下令逮捕公司经理Leong Cheng-shui并查抄家产，所幸此人得到风声及早避走香港。
早已将上海和杭州当作家园的赌王刘学询，此时彻底失去了自己的赌业，一场豪局或许真快到头了。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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