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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询的两大土地投资，都大大得益于两位贝子有意无意的支持。这样看来，虽然归隐泉林，然而与权力相伴相随，似乎仍然是赌王刘学询挥之不去的宿命
赌王刘学询突然不问政治了，这成了庚子事变（1900年）后一件奇怪的事。
按照国民党党史权威冯自由的说法，刘学询“素抱帝王思想”。这位一心要“扫天下”的富豪，十多年来一直是“弄潮儿向潮头立”，为什么突然沉寂了下来？是看透了，还是绝望了？何况，他才45岁，正当盛年，远不到“我们老了，无所谓了”的地步。
低调的刘学询没有留下足够的文字，让后人一窥他的内心世界。他将大量的精力，转移到了“求田问舍”上来，“江山”换成了“湖山”，而且是最好的“湖山”——杭州西湖。
据国内学者罗以民研究，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刘学询在西湖边的丁家山买进了大片湖畔土地，价格是每亩200银元，据说已经高出当时市价好几倍。200银元相当于140两，按照每两折合200元人民币计算（根据粮价推算），相当于如今2.8万元人民币——这在今人看来，是绝对的跳楼价了。
而根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刘学询是在商务部部长、贝子载振到浙江视察时，“刘以馈献巨金，得圈用杭州民地数百亩，营造刘庄别墅于西湖。”从这段记载看，刘学询西湖购地，似乎光靠钱是不够的，这背后的一种可能，是西湖边的土地受规划限制，不能自由买卖或者将农地“变性”为住宅用地，需要与政府勾兑；第二种可能是即便可以自由购买和开发，但可能有钉子户没法搞掂，也需要政府出面强拆；第三种可能是刘学询想低价购地，手里拿着中央领导的批示比较容易，即便加上献给载振的“巨金”，也是划算的——但这一推测与罗以民说的购地价高出市价好几倍相矛盾。
总之，刘学询究竟如何、以及耗资多少获得这片无敌湖景的宝地，还需要挖掘更多的史料，才能搞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华美的庄园，成了后来历届当权者们坐享其成的胜利果实。
这座湖畔庄园，最早兴建的建筑面积只有1369平方米，取名为“水竹居”，日后以“刘庄”之名流传至今。兴建初期的1898年至1899年，正是刘学询玩政治最上瘾的高潮期（参阅本专栏此前各期），他没有精力兼顾，水竹居的施工十分缓慢。为了达到刘的高标准，亭台楼阁等都采用岭南风格，将刘学询在广州的豪宅整体搬迁到了杭州。正好他在广州荔枝湾的邻居、富商潘仕成家道败落，刘又收购了潘家的全部紫檀红木家具，运到了杭州。据保守估计，刘学询在房屋建造和家具方面，耗资10万元（7万两，折合人民币1400万元）。
在西湖边大兴土木的1899年，刘学询在上海静安寺的豪宅同时施工。当时拜访他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记载道：“刘氏家产据中国人所说，有七百万两左右，一文不投于中国事业，尽存于外国银行。其邸宅在沿大马路郊外闲静之地，西洋风格高厦，现在修缮之中。”（参阅本专栏26《赌王的“亏本外交”》）
上海的豪宅，在次年李鸿章北上时成了其下榻之处，并因而名闻中外。杭州的水竹居，则在刘学询突然淡出政界后，大大加快了建设速度，并在1905年完工，成为西湖边上最为舒适豪华的庄园。
放弃了政治这一昂贵的游戏之后，刘学询似乎有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求田问舍。他在京畿直隶也圈了不少土地。其中，在天津城东塌河淀（又名大河淀，位于今天津市东丽区西北部）买下的28顷土地，在1909年时还惹出了一个很大的官司。
原来，刘学询在1902年所买的塌河淀土地，此前30多年，一直被洪水浸泡，这一年水退后才露出来。经过“清丈局”丈量后，卖给了刘学询，并在次年（1903年）到天津府补交了土地税等，领取了土地证。
没想到，这片土地却是有主的，而且原主人来头不小——奉恩将军毓朴。毓朴是成郡王的后裔，其父溥蘅在当年分家时，从成郡王府分到了这28顷土地，由孙家庄庄头孙殿贞负责经营管理并收租。孙殿贞死后，他的儿子孙宝荣接管，但土地被水淹没30多年，无法收租，也渐被人忘。
毓朴在1909年才发现这片土地归了刘学询，而更令他郁闷的是，原先这片土地一年只能收到72两租金（折合人民币14400元），而根据刘学询的管租人黄祝生提供的证词，土地在1905年交给孙兆兰承包时，年租金早已涨到了1000余银元（700多两），而到1908年转给孙宝荣之子孙玉祥承租时，租价是5000银元（3500两，折合人民币70万元），相当于成郡王时代的48倍多。如此巨大的差额，令坐吃山空的毓朴不能不动心。
毓朴一纸诉状，将刘学询告上了法庭，要求归还土地。受理此案的天津衙门传讯了现在的承租人、原庄头孙宝荣的儿子孙玉祥，大致搞清了土地的来龙去脉。毓朴也向衙门提交了自己所藏的这片土地的历年地亩、地租册，足足34页，作为证据。
这个土地纠纷，事实并不复杂，天津地方政府误将水退之后的有主土地当作荒地，卖给了刘学询。但问题在于，根据大清国的法律，所有旗产须以印档为凭，毓朴要证明这片土地属于他家，必须由成郡王府提供该地原为王府地亩的证明。
而这时，成郡王府的主人、承继爵位（已经递降为贝子）的毓橚，却与毓朴不和。毓橚向宗人府声称，该府册帐中并无天津地亩一项，言外之意，该地并非王府所有。毓朴无法提供原产权证明，这个案子无法审结，只好搁置。2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这场纠纷不了了之。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杭州的水竹居，还是天津的塌河淀，刘学询的两大土地投资，都大大得益于两位贝子（载振与毓橚）的有意无意的支持。这样看来，虽然归隐泉林，然而与权力相伴相随，似乎仍然是赌王刘学询挥之不去的宿命。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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