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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王刘学询最后还是没有“吃”上盐，但政府却很好地利用他们的“越界”行为，完成了“盐饷”的跳跃式增长。两广的民众发现，这盐越吃越苦了……
赌王刘学询要吃盐了。
这是一坨大盐：刘学询等人开价1020万两，承包广东全省的盐务。
作为政府垄断经营的特种行业，广东盐务的承包款（“盐饷”），在1902年只有150万两，而到了1909年，就上涨到了376万两。刘学询等人开出的价码，则高出了足足174%。
盐饷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支撑着在改革名义下不断扩张的地方财政支出。何况，此时立宪政改风潮正在全国风起云涌（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广东地方议会咨议局，向地方财政的支柱产业赌博业发起了猛烈的道德攻势，禁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地方政府亟需寻找新的财政增长点。
对于商人们高价竞争承包权，两广总督袁树勋对此当然十分高兴。如果接受刘学询等的承包方案，则可以增加644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不仅可以冲抵即将丢失的440万两赌博业税收，而且还有200万两的富余。
与刘学询一同组建财团，觊觎盐务的，是他的赌业同行李世桂、苏秉枢等人。赌业商人们“捞过界”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盐商们的反击。盐商们的反击，很讲究分寸，他们既然不愿意、也无能力与赌商们在承包款上竞价，就必须从抨击赌商们“越界”加价可能造成的后果入手。盐商们在报刊上公开警告，广东盐务“引地狭小，运道维艰，万难招充”，任何试图增加“盐饷”的做法，势必拉动盐价的上升，而增加民众的生活成本。
赌商们则回敬盐商，新的承包方案是从管理挖潜入手，不会增加民众负担：“今拟办法，剔规费、塞漏厄、绝私运，且缉私之权归一，则港澳私枭自可跟踪截缉，外盐杜绝，外利由此挽回，而内地盐田遂无荒废之患。查向来盐丁灶户受制于场员、场役，今商人与灶户交接，祛除积弊，优加体恤，不更胜于宦民殊劳耶？”而且，政府对食盐有限价令，“省埠“（广州）每斤限价不得超过5分6厘。
但是，对食盐涨价的普遍顾虑，导致赌商们的“越界”行动遭到民意的反对。不仅国内各地两广人士会馆反对，连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华侨，也通电反对赌商承包盐务，担心盐价上涨，“影响民食”。
广西咨议局也担心，一旦赌商们高价承包盐务，盐价必将升高：“以盐价一层，粤垣（广州）如逾五分，西省（广西）必昂多一倍；贫民恐难负担，越盐（越境之走私盐）且暗畅销。”
广西巡抚张鸣岐将广西咨议局的抗议电报，发送两广总督袁树勋，并指出：“虽因商人所承饷较前增加数百万，章程内容如何，桂人又未深悉，其疑系取盈于盐价亦理所应尔。”
而实际肩负着两广地区财政增收重担的袁树勋，则多方为赌商们的新方案辩护。他甚至拿自己的老家湖南做对比：“鄙人原籍湖南，所食淮盐，每斤至一百二、三十问，湘中之硗瘠，尚不以为苦，况粤省财力饶于湘。”
袁树勋向中央多方解释，认为新闻媒体对赌商试图承包盐业的报道“颇有失实”，其实新的承包方案中，新旧商人都有参加，赌商只是作为新的资本力量加入。袁总督甚至给反对者们扣上了破坏和谐稳定的大帽：“（反对者）时时责官长以一律禁赌，而又不愿长官设法筹抵，实与破坏无异。”
袁树勋以湖南作为例证的说法，遭到梁鼎芬的驳斥：“湘为行盐之区，与粤省产盐地方不同，岂能相提并论？广州盐价向来每斤只制钱十余文，自此次加饷之后，盐价日昂，贫民苦累甚矣。”
而最为关键的是，此时的中央，正致力于树立中央权威，加大收回自太平天国动乱以来流失在地方手上的各项权力，对盐务实行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整顿，正是重中之重。两广地方政府如果擅自加征盐饷，势必大乱这种部署。
袁树勋的子侄辈好友熊希龄（后出任民国总理），此时担任奉天财政局理财正监理官，但主要在财政部（“度支部”）工作，他成了袁树勋安插在中央通报信息的内线。
袁树勋请他探听中央对广东改革盐务的动向后，熊希龄在十一月二日致电袁树勋，通报说度支部尚书载泽对刘学询等三人“大不以为然，谓公（袁树勋）所拟用三人，系流氓、赌棍、逃犯。”在十一月九日的电报中，熊希龄再度透露：“盐务，部意可转，但不可用刘学询……此间谣传，有刘、苏、李三绅承办之说，该绅等声名太劣，万不可用。”
在十一月十四日的电报中，熊希龄说：“承询盐务，部意尚未决定办法。惟龄意，盐法关系全局，公宜详加审酌。粤省情形虽难遥度，然以意揣，商人承认千万，大约不出畅销、加价、剔弊三策。然畅销以邻国为壑，粤即畅，则湘、赣、闽所属淮、浙之盐比减销，统天下论之，有损无益也。剔弊则责在官吏，只须改良征收，即除中饱，非除轮船公司官办利少，商办利多，万一商复有弊，官如之何？惟加价出自粤人担任，如现在收额三百五十万，加价一倍，可至七百万，既非侵占他省引地，事属可行。但由官作主，即可加收，何须商人包办。”
这封电报其实分析得相当透彻。如果要通过加价方式增收盐饷，这是公权力份内之事，不必假手商人。
一个月后，熊希龄再度致电给袁树勋：“盐务事，闻荷部准，终属险著，侄意不以为然……敬再陈者：盐务归商包办，为数过巨，恐系商人一时投机之见，未能计及将来利害也。即使初年可以敷衍，行之稍久，弊多利少，势不免有亏逃之患。盖盐务本属政治性质，人无以相抗，私商即将充斥。若因此而由商人津贴官吏，则又添出种种陋费，其害均中于国家。盐法一坏，再议规复，愈难措手。窃愿我帅之审酌其间也。”
这封信中，熊希龄指出，盐务其实并非商务，事关民生根本，是政治的大问题。
而袁树勋为了政绩，对赌商承包的大力支持，实际上已经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巨大风险。熊希龄在十一月二十日，致电袁树勋儿子袁思亮：“老伯大人移粤后名誉大减，都人啧有烦言……昨在都屡电老伯，皆以实情直告。于盐务包办案持之尤力……都中司员议及此案时，忽有人云：将来商人亏逃，袁制台家富，可以赔偿。虽属戏言，亦可畏也。”
在“越界”赌商与“老”盐商的几番角力下，尤其是当袁树勋发现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后，态度有很大软化。中央于是在次年（1910）二月，派遣“盐政处提调”晏安澜，到广东进行调研，对新旧承包方案进行对比。
晏安澜最后认为，赌商们的方案问题不少，“有可虑者五、有难行者四”。“可虑者五”是：加饷太多、限价太贵、勒制场价、联络港澳、尽靠官权。而“难行者四”则是：旧商设备如船运、仓局等不肯转让给新商；新商如自置盐务设备则耗财需时；旧商解散时新商设备尚未完成妥置，“按饷”（首付）二百万两缴纳之后，以后政府再要征收税课势必无着；旧商运盐未到，存盐未售，售盐之欠债未收，“报效”（承包）之办期未满。
实际上，这些顾虑归根结底就是，盐务承包是个连续的过程，如今要更换承包人，衔接切换的成本太高了。而实际上，背后还有中央试图强力介入对地方盐务的人事和财经干预。
舆论之前最为顾虑的食盐加价会导致民生艰难，似乎并没有纳入中央的考虑范畴。中央最后采取了妥协办法：盐务还是由原先的盐商承包，但承包款大大提升了，第一年，从376万增加到580万两，第二年再增加到620.6万两，每年递增，到第六年要增加到780万两。
赌王刘学询最后还是没有“吃”上盐，但政府却很好地利用他们的“越界”行为，完成了“盐饷”的跳跃式增长。两广的民众发现，这盐越吃越苦了：从1910年三月到1911年三月，仅广西一地，盐价就从每担2.3-2.5两猛涨到4两，一年之内涨幅高达60%……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Email：snowswords@hotmail.com。本文系“《晚清富豪列传·沉默的赌王》”之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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